在广州，我问过多位当地人，为什么把肩挑手提、推车摆摊的流动小贩叫做“走鬼”。得到的答案都是以这些人一看到有城管人员出现，立即卷物逃窜的样子为说。
      我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甚至，有时会在他们闻风四散的那一瞬间，赞叹一张地摊四角早已系好的绳索一拉，就兜成一个可以背起走掉的大包袱，其中有着实践出真知的智慧。我甚至认为，这样的技术可以作为战争逃难时必要的常识。
      尽管不可否定卖小食者可能造成的摊位四周卫生和垃圾问题，可能存在的劣质商品的问题，可能占道妨碍交通的问题，可能有损现代化城市景观的问题，如此等等，但我终对“走鬼”的叫法，深感有辱其人格尊严，是很不公平的社会歧视。
      我怀疑这个叫法源自与之直接对立的权势。如果确实是出自“人民”的行政管理，那么，不无歧视和侮辱“人民”中最底层、最卑微、最贫苦，而不偷、不抢，以驼背缩肩、勤劳四肢、苦痛肌体、自食其力者。
      在体育西地铁口附近，我买过大哥手推车上的瓷茶杯，欣赏过阿姐卖的鲜花。
      在龙口西路的人行道旁，我排在一队阿婆阿伯的后面，买过自行车载大竹篓里热气腾腾的白馒头。
      在大沙头街边，我买过盐水浸泡的鲜削新开的凤梨，还尝着从椰壳洞里往外吸果汁，然后再食由小贩破开挖出的果肉。
      在海珠中路一楼房角，买过一支山楂式样的水果串，边吃边看着蒸锅里金黄飘香的玉米棒。
      ……
      我并不一概否定流动小贩，尤其肩挑手提卖时鲜水果、热乎乎的小食的。
      因此，而想起幼年时代，听见远处调羹敲击小碗的瓷声节奏，卖肉包、馄饨、鱼丸的，……在雨中，在夜里，在月下，有时还和着更夫的“哆！哆！哆哆！”竹板打敲竹筒的更声，渐渐地近来，时而停下——应该是有生意的了，继而又响起，渐渐地淡去……我总是在这样的一段未来与将落之间，依偎在我的母亲的怀里膝前，抬眼看看神色，即使没买，也能得到温暖的轻轻的一拍：“乖！” ……
      现今消失已尽！
      难道这些行当终将不再时，以此挣扎谋生的黎民，还得背负着屈辱的“走鬼”之名消失吗？难道就因为已为方言之词俗语，就可以这样载入历史吗？
      我以为，如果真是这样，国家再富强，也不过是一座牌坊。
      于是，我决心求证自己曾经怀疑的“走鬼”词源。
      原来网上早有人是问，确切的答案竟然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港英政府雇佣的警察主要来自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有的还是白种人的混血儿，长着一头金黄红色的毛发。港人通叫之为“红毛鬼”。
      在以“维持治安”为名，颁令“一律不准在街头摆卖”的政策后，“红毛鬼”成了执法者。他们执起法来特别严厉，每每抓到小贩，不是呵斥，就是挥棍，甚至踢打，所以那时的小贩们，只要一看到就会便大喊：“红毛鬼来了，快走哇！”
      听到喊声的其他小贩就会兜起货品，一哄而散。
      久而久之，简话作“走哇，鬼来了！”，
      再简作：“走鬼哇！”
      ——至此，所疑已析。
      却，哭笑不得——
      世道变？还是不变？
      怎么竟把旧日老百姓指骂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之工具的词语，一反成为今日社会主义国家侮辱老百姓的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