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最后的口述》，我买的是“东方出版社”2010年2月版，标价人民币68元。这日期显得跟所谓“香港阳光环球2004年出版”的一样，同是欺世盗名的印刷品，那“香港”的，印着“港币218”。盗版印刷书省去扉页和末页的空白纸，以至是480页，要比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7年正版的少了两页，其他有文字的部分都在。因为盗版手法不是影印，而是排印，估计输入文字的和从事校对的人员都不谙繁体字，所以常有繁体字被张冠李戴的，又慌张于急就，一些简体字也因近似而李代桃僵，甚至标点符号乱套，致使得纸页上错误频频。我很谅解自己所付的20，与68、218的差别，如我家之子所说的“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陈伯达家的儿子陈晓农，是《陈伯达最后的口述》一书的笔者。因为有陪伴父亲度过生命最后八年的时日，所以有了这些笔墨记录之其人将死之音。
      凡人将死之音，难得见著作为史料的。陈伯达不是凡人，不是一般意义的高干，与中共中央的关系，特别从1939年始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到1970年倒台被捕入狱这期间三十年的贴身关系，使其关于顶戴盛败之事过程的音量由强陡衰，所以，见著于书籍后，大有一分钱一千分货的价值。

      比起类似的黄峥《王光美访谈录》，因为黄峥只是作为采访者，写书目的的明确，书又预定要由官方中央文献出版社来出的，不同点在于：陈晓农是保外就医政治犯陈伯达家的儿子，父子间所聊的话题是儿子听后的随记，只是因为如古人所云“有不得已者而后言”，才“转述父亲的谈话的”。

      比起另类的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着力点放在“毛泽东的生理与心理，和他的绝对权力形成和互动的影响，并由此波及他的国家和世界”，达到“披露毛的政治与权谋、性与死亡”的目的，显然《陈伯达最后的口述》所言的事件、所站的立场、所持的态度，乃至所有的理性，甚至人格都不是李书可及于一二的。
      《陈伯达最后的口述》好看，就好看在父所语的大事，子记而几乎不语。即使子有语，也仅起提线作用而已。
      《陈伯达最后的口述》之所以好看，少不了陈晓农心理的镇静和稳定，文笔的严谨、流畅、自然。尤其在《前言》申明的清楚：“为读者阅读的便利，文中不避父讳，并尽量不用亲属称谓。”于是，书中的“陈伯达”就是历史的陈伯达。
      俞虎写过文章《点评陈伯达口述：真的和假的》，发表在《领导者》2009年6月号上。
      作者不似陈伯达同时代的、同层次的、同事件的亲历者，点评判断陈伯达口述的真假，依据不过也是其他人的史料和文献。
      不是说不可以这样将各种史料、文献对照着比较，辨认真假。相反，真正是有必要这样做。否则，时间的流逝、真相的磨损、色彩的淡化、情绪的涂沫、故意的而为，都不是没有可能的。《陈伯达最后的口述》所口述的也不会是百分之百完整的、准确的。
      因此，一方面，我看到《陈伯达最后的口述》中，陈伯达面对某人因势改写史实时，有句话说“人怎么可以这样呢？”我真觉得这个在延安时被叫做“老夫子”的陈伯达，马列学院中国政治问题组组长的陈伯达，其绰号的当年名副其实，还在几十年后重提旧事时，显然天真到不知是不懂还是忘记了：政治斗争里的，还有是人的么？

      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初时位在王侯丞相，三年后成了阶下囚。他不是南唐后主李煜，但作为文化人，他从来就不曾记起李煜《破阵子》词里那“一旦归为臣虏”，那“最是仓皇辞庙日”？见说这老人保外就医时1982年还写了哲学、文学方面的文章，其中有《<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当然他是熟悉《红楼梦》的。有意思的是，这年的4月23日，他跟周扬见面，周扬说：“你若不是担任了后来那样高的职位，情况也就不会那样了。《红楼梦》里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你没能及时退身……”这《好了歌》，陈伯达能不在潦倒后记起？
      看到他八十五岁时毛笔书录的鲁迅七律《秋夜有感》：“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不也是他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记不得自己在哪篇文字里写过，大意是：象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内斗争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重大历史事件，真实的表述已不可能，大实在非得等国家档案、中共档案全部开放，才有告白天下的可能。在此之前的现在，乃至相当长的岁月，我们不可能看到告白时，能看到同时代的、同层次的、同事件的亲历者们之回忆，即使他们相互之间有出入，但多少可以以让读者以拼图的方法得出拼图的平面或立体。
      后来，觉得这比喻适合有过这样智力训练游戏经验的人理解。现在，想到博物馆的出土文物的破碎、残缺的补救与展览。虽然原则一样，方法相似，但后者则更贴切与我们阅读历史回忆和文献类的文章书籍的目的，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有得看，总比没得看好。看的多，总比看的少多些视点和视野。譬如，以前我不知道“陈伯达”是其人许多笔名中最出著的，他原由父亲取名的？“声训，字尚友”，“在父亲去世后，由私塾贺先生按乡里陈姓排辈，改名为健相。”“陈伯达于1904年7月29日（光绪甲辰年六月十七）出生”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溘然离世”仅此生死，不也是看点？
      陈伯达到晚年也真是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点的。当然，他的原话不说是一点，而是：“我不过是一只蚂蚁，谁要踩都可以，什么时候踩死多可以……”
      这回看《陈伯达最后的口述》，是笔墨所记的余音，不知陈伯达何堪回忆，陈晓农书出后让哪些人物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