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袖的一言一行，尤其是在公开场合的，面对民众的，实际的效应往往大大超过预期。因为各级的政要此后会去模仿，当然，带领下级模仿本是预期之中。那么，上之言行的全面性、规范性、合法性，就成为各级政要后续的至关。
      作为平民去教训政治领袖，“你这样做是偏颇的、违规的、不合法定程序的。”显然在非民主的社会非常可笑。
      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穿呀！”正是一个完全不懂皇帝政治、不知道会被杀头的小孩说出来的。这有见识的，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懵懂小孩的话，能引发国民的哄笑、良知、正义，甚至在推翻皇帝统治的历程早期起到启蒙作用，从而催醒成熟民主政治。
      我的年纪远不是那小孩的小，我的胆小怕死远不及那小孩的无所畏。这是事实的一方面。
      事实的另一方面，我经历过几十年，知道并记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重大历史事件，后来又查到、知了、对照、核实出其完整的过程。这是那小孩不及我的。
      民族弱势者的处世处事，常用的一种形式，一种方法是借古喻今。目的未必能为谁所见到，纵是举镜照照，图个儿童借鉴太阳的一小片反光，笑笑乐乐，也好。
      秉性承之的我，姑且以“寄上三百元”说。
      林彪是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飞机失事时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大沙漠上的。
      中共中央下达批判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通知，举国政治学习、全民声讨，同时下发了一批影印件和印刷件，作为材料。
      其中一份印刷件材料是《毛泽东主席写给江青同志的信（1966年7月8日）》。
      信中有这样两段：“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1971年末，我在白沙五干校等待再分配。学习到这儿，心里觉得很奇怪。既然毛主席1966年就已经看出他的“朋友”林彪的问题是那么严重、目的是那么险恶，那为什么后来还由他亲自提名林彪做他的接班人，并写入党章呢？
      我当时分析的了结果又不敢说：现在公开这样一封信，目的是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知道，毛主席的卓识远见和高屋建瓴。此举有利毛主席的权威和形象在民心中的绝对正确。
      毕竟这样至高无上的党内斗争不是民众能知多少的，文件怎么说，照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怎么说，照说。
      实际情况是，林彪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毛主席在民心中的一切正面的“绝对”。
      在非民主的社会里，绝对权威的政治领袖是完全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但是，得不得民心就不是可控的了，即使调动压、捂、盖的工具，都未必见大成效。不以欺、哄、骗、做秀那样容易被人揭底的手法，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找适当的个案，举适当的言行，如四两拨千斤般地做一件与广大民众切身利益攸关的实事，赢得一人的叩首、周围人的鼓掌、同命不同运人的自哀、有目共睹的赞叹，是为政治家的政客捞稻草闪光现身的使然。
      那以后一年多，毛主席韬光养晦。也因为毛主席的低调，才有“四人帮”的张狂。要使“四人帮”不那么张狂，就必需让毛主席在民心中地位垮踏的那一大块基石有所填补。
      否则，就不会最懂毛主席心思的人，将一封叫李庆霖的人写的信， 呈到毛主席的病塌前了。
      在信里，李庆霖陈述了下乡知识青年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信的结尾写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就是这样一个冒“反革命”罪，不顾杀头之万险的乡村小学教员写下的两千多字，让毛主席读“人民来信”时“流下了眼泪”。
      从信的落款日期1972年12月20日，到毛主席读到的1973年4月25日，间隔了五个月。历经五个月的时间，究竟期间有多少领导同志读过它，毛主席看之前，究竟是谁看后有把握它能是毛主席基石的填充物呢？我未见有史料披露，但我猜想，有此胆略的只有周总理。
      因为不知道，所以我还有待将来。
      作为平民，我知道这事的前后过程是这样的：
      上级传达并号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一封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全国知青一片振奋，大家一下子有了局面改善的希望，感觉毛主席是了解全国情况的，是和人民是心贴心的。
      毛主席被林彪事件一蹶不振大病难愈之后，这是意图恢复元气的最大一次好效应的最小一次的言行。
      人民没有疑问那三百元是毛主席自己的钱，还是国务院的钱，也没有去关注写信人的儿子后来的飞黄腾达去向。放在今天，人们必然会去猜想，会去人肉搜索，会在网上传言。网管则扣住不合党政意思的发言，一律不给发表。于是，人们会更加怀疑什么的不应该，什么的违规，什么的不合法程序，进而确证社会的权力、权贵、权势，再就言及谁人的政治越轨。但是，那时候没有这样的民情，人民仍然相信毛主席的廉洁、自律和为人民服务。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统筹解决”的措施包括，各地开始调查上山下乡到边疆插队劳动的知青的生活和劳动、劳动报酬情况；清查和抓捕奸污女知青的事和人，包括恋爱和结婚；各地成立知青办，各级革命委员会下拨转拨款项解决知识青年实际的困难，例如住房的问题，中间过程没有克扣。
      毛主席的去世，“四人帮”的被捕，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上山下乡知青的陆续返城，已经过去许多的许多年、十几年、二三十年之后，我才晓得，毛主席当即亲自写好复信，交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叮嘱他从稿费中取出三百元，连同信一起直接交邮局寄。那信的全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根据照顾毛主席生活事务十二年的“管家”吴连登口述，“三年困难”时期，“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了，404.80元，主席有几大项开支，吃饭，100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民主人士，主席民主人士朋友特别多，黄培炎、章士钊等这样的请客都是主席自己掏钱。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走时还要给一点。”
      党国主席工资404.80元，吃饭100元，和今天是个什么“性价比”呢，我不知道。
      我所亲身经历的和我亲眼见到知道的，当时，一个高中毕业生，找到工作，实习期满，合格转正式普通工人，月工资是24元；大学毕业当上助教了，月工资是56元；中学生寄宿学校的月伙食费是9元。
      1973 年5月6日，李庆霖收到这封信。信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他竭力镇定实在是难以抑制的兴奋。短短的一封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这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 
      就在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主席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因此，后人认为，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使中央高层即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
      李庆霖老师当年没有下跪感恩。
      为什么没有下跪呢？因为，在当时人民心中，毛主席是大恩人，是伟大领袖，是人民的领袖，但不是皇帝，更不是主子。 
      李庆霖老师的儿子李良模，当时并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的照顾。更因为前后政治戏剧的演变，直到1982年，才最后一批被安排工作。如果总理当时说“到北京来吧，我给你安排一下。” 那又有另一幕了。
      因此，不管怎么说，有几点很清晰，毛主席没有超越他的权力范围；当年的三百元私钱是不是相当今天的一万五姑且不论，他的跟班没有随意动用公款；周恩来在这具体的事上，工作是国务院总理主持统筹解决问题的会议。
      回想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已经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已病入膏肓的毛主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勿论其做秀与否，那一出“寄上三百元”的历史剧，当今看到的，只能是演员不得要领的艺术了。
      看戏人群里，有骑在大人脖子上，搞不定什么时候会喊出真话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