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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土话说人没记性，以“头惹‘三’，尾扯‘四’”来形容，简曰“头三尾四”。

究竟来看，此话的本意是：要说“三”的，说着说着就扯到“四”那儿去了。

依这字面来讲，忘的还相邻，“一二三四五”，找来不辛苦，问题不大。

事实呢，“头惹‘三’，尾扯‘四’”的完整句却是“头惹‘张三’，尾扯‘李四’”。

这就问题大了——不单单是说错了人，也不是忘性大的毛病，而是混淆了，糊涂了。

年老总是从记性差开始，渐渐地忘性大了，再接下去就犯糊涂；常糊涂，就成了老糊涂。

我的父亲在世时，事无巨细，总以笔记，几尽终生，所以，直到不想提笔之后的余年七八了，才有些“头三尾四”的话语发声。若与同样耄耋高龄的老人家相比，我的父亲还算是清楚明辨的。

我是亲有体会过因“头三尾四”误说，以致“三”、“四”误会之麻烦的，所以，除继续贯彻从年青时就有的“备忘录”，再就是现在《春秋农事》里的日志，还有就是把当前要处理的事写成便签，贴在面板上。因此，迄今有忘的，尚无“头三尾四”糊涂的。

说那些“有忘的”，大概可以放为这么两类：一类是随着年纪老大，自然而然不再记起的，譬如人的姓名、相貌、相处的事情等等；另一类是因为我深刻地反省之后，决定不再提起，数年以后忘的差不多了的。

只是实际状况则是，一旦有谁提个醒，以上两类无论哪种何事，我又都能再现其人其样其事。

总觉得少些恋旧的轻松，这应该是我着意疏离故旧的反动思想根源。

独自安静，实在是向前的专心。

最近差不多半个月里，我反顾自己，细数“刻骨铭心的人、事、情”有哪些。兜来忆去的结果，竟然没有一件能记得一清二楚的，不是忘了年月日，就是怎么也叫不出人的姓名，更不用说长相。备忘录实在懒得去翻查。

由此，我觉得自己的放下已经相当的成功。

而成功的要害则应该归咎到：一，彼此没有金钱利益的纠葛；二，于情于理彼此都想得开；三，都放得下，断了联系。

要说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尽是些芝麻大小的老旧老旧的琐事，譬如：

我的母亲去喝喜酒著什么衣服。

我的外祖母怎么样抽水烟。

我的父亲桌面上有哪些物件和摆放的位置。

我姐躺在我们祖母的床上，我去抠她的脚底板，她痒的怎么样说我。

小学教学楼后山的美人蕉开花的朱红色。

我们家现在还残留着的一对小漆器托座，我小时候，它们那上半部各有一树木制的假红珊瑚，到“文革”初期“破四旧”谁给折了，这应该是我的外祖母陪我的母亲之嫁妆。

小学厕所挡板开启和关闭时发出的声响。

……

这样的些事，我能细说到根根蒂蒂，而且绝不会“头三尾四”。

我喜欢，喜欢回忆这些，乐于记得这些，颇有因此而知足人生的具体。

我以为自己是很能熬得过疼痛的，除非巨痛到生不如死，才叫喊几声。

因此，我的忘记和我的放下，就不足惜。

忘记的越多，能拿到一起糊涂的也就没几件了。

“刘一、陈二、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孙七、周八、吴九、郑十”。

小时候，听说王五是个麻子。年青时读老舍先生话剧《茶馆》的剧本，中年看电影，才晓得里面人物最坏的真是个麻子，姓刘——“老刘麻子”。

《茶馆》的导演是焦菊隐先生。

在第一幕扮“老刘麻子”和第三幕演“老刘麻子”儿子“小刘麻子”的，都是英若诚先生。

老舍先生1966 年投湖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焦菊隐先生 1975 年因肺癌病逝于北京。

英若诚先生2003 年因患肝病导致的呼吸和循环系统衰竭，在北京逝世。

《北京，北京》摇滚歌手、音乐创作人汪峰的代表作之一，他也是北京人。

哈哈！现在我开始切题啦！

2015-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