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冬末刚过，次年的早春，我终于拿到《人事调动通知书》。
      就那么一张薄薄的白纸片儿，就那么三五行印刷的和手写填空的公文，使我的从业、从属、从事，从此发生了改变。
      我去新的单位报到。
      如果我没有将此人与彼人、张三和李四记混的话，当年的办公室主任是黄拔光。
      姓黄，名拔光，这很有趣。我当时觉得怎么这么好记。
      后来，虽然偶尔有过工作关系的接触，却因为别无兴趣，我又不怎么与无关的人往来，便忘记了可以不记的。
      今晨出外走步，在大院门墙上，再见这人的姓名与有关，是一张B5办公用纸的打印件：“讣告 原人事处副处长、调研员、中共党员黄拔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11月19日15时去世，享年79……”
      伫立片刻后，我大步继续自己的前程，脑子里则全是“黄拔光”、“黄了拔光”和“拔光”！
      开头提到的，是第一件事。关于我认识黄拔光的场合。
      那一年，距文革结束已有七年，许多事物在变，千头万绪还继续着都得重来的过程，就像 上年的作物在春季来临时，那些几尽萎了，枯黄的，重生新叶，慢慢地回过绿来。所以，如果撇开历史事件本身的大小轻重，而仅仅就日历的页数数数，七年，既不算长，也不能说短。只是那年代，有更多的前朝观念根深蒂固，即使黄了，哪怕真枯萎了，也拔不光。
      黄拔光不苟言笑，甚至我从那认识他的第一天到后来，也没见过他一次笑容；听他的讲话，也总是刚刚适合人数听到的平调圆腔。
      永远的、灰蓝色的、四个口袋的中山装。
      那年代的人事干部，其实，差不多都这标志。
      黄拔光有可能是人事处的副处长兼办公室的主任吧！
      死者为大，到今天，还叫他黄拔光，并非不礼貌，乃因这个单位在1989年6月之前，没有工作组进驻之前，没有后委派的党组书记到任之前，无论什么职位、不管什么职称，人们相互之间的称谓要么“老某”、“小某”，要么姓与名三个字的直呼其名，两个字的直呼其姓名——真率不存客套，平等不至恭维。甚是。
      与黄拔光的接触，除我报到的那次，还有两件事现在记下：
      一件：1986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省委宣传部何部长点了单位名、没点个人名地批评了“这个人”后，我的著作和讲座取消，专业论文也没有被学术刊物采用。“但是我们知道是你。不过，我们单位是不相信这话的。”虽然后面这话是分管学术活动的某处长说予我听的，而且是事已过到1989年，但我迄今都心存感激，侥幸自己能在这个单位，不只有一个肯用脑袋进行逻辑思维的干部，而是那话里的“我们”。今来细想，“我们”的第一人，其态度与工作程序非常关键的一个人，应该就是办公室主任——负责接待外来人员调查的；关系到普通工作人员人事的——人事处副处长，黄拔光。
      二一件：1985到1990年，老王主持我们业余工作，办了一个北京大学某函授大学的省级辅导站，聘请拔光当副站长。老王心里的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我跟他同间办公室，听得清清楚楚——办站关系到内外的人事，必须在人事处备案；辅导的场所借用单位的会议大会议厅，得通过办公室同意。
      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拔光担任办公室主任，而且至少担任到1990年夏。
      为什么是夏呢？
      一，1990年春节，我们辅导站还开过一上午的师生春节联谊会，拔光出席了的。
      二，1990年夏，老王在“关于1989年6月的”一次会议中，心脏病发作猝死，单位负责其后事的是拔光。
      现在，拔光故去，单位负责其后事的，当然不再是他。
      拔光的讣告的用纸，给我的感觉比之前亡者的小。
      之前亡者的讣告，办公室用的是A4。
      现在又是萧瑟的季节，永别了，拔光先生啊，你即使黄到黄泉，也开作一路黄花去啊！
     

 

                                                 201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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