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共产而革命，成共产党革命名人的人成千上万，又偏偏遭本党历次革命革掉命的，或者差不多就没了命的名人，要是认真统计，必是可计其数。但本党知此必定惹火烧身，本党终了革命，所以不作为。其中，几多小卒，舍生忘死革命，被标榜过，再被糟蹋过，即使有过文字的记载，垂名下来，但人已卒，纵然有文字书，我估计现今读之者寥寥。
      年少时，我读过《我的一家》和《把一切献给党》。
      《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是吴运铎，他在新四军里因为造枪弹，把自己的眼睛炸瞎了一只，坏了另一只，手指头也炸没了几根。我一直记得这个人的名字，记得书上的这个情节。
      《我的一家》的作者是个女的，姓陶，名字不记得了。
      两位我都见过，见的时代不一样，我的年纪也不一样，背景更不一样，但却有一点一样，那就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对我都没影响。
      他们的革命目的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我的革命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工作，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大家的工作都叫革命，革命工作；有工作就是党的人，就不是在社会浪荡的人，工作就是革命工作，赚钱养家是事实；另一方面，文革初期的革命，是闹革命，破“四旧”，斗“牛鬼蛇神”，当时自己年青气盛，以为再逢“五四运动”，当然的“五四青年”，热血在荷尔蒙的激动下，连射精都背诵《毛主席语录》。
      陶姓的老革命和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在那些年里，嘿嘿，坐牢的坐牢，被迫害的被迫害。我虽然投身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但没参与这些。
      现在知道二人的些事，是上网看来的。
      《我的一家》作者是陶承，书是根据她的口述，由工人出版社1953年出的版，其年她足60岁。
      见到她，是我在武汉大学附中读初二的时候，地点在后来的武汉市第十四中学所在的昙华林，时间是1959年。
      有一天的上午，全校初高中学生和教职员工全体集合在操场，坐自带课椅，听报告。
      操场靠近教学楼的一边是条路，路基垫高有一米，所以无须搭台，搬一张课桌，再拿一张老师办公室的木椅，放在路上，连台布都不用铺，安个扩音器的喇叭，得！
      校长介绍说请《我的一家》作者陶妈妈做报告，陶妈妈就接着做报告。
      那天阳光照耀，既不热，也不冷，大家都穿单衣，应该是春末，要不就是秋日，否则晒那么个把钟头人群一定会有躁动，但全场静静。
      应该开头和结束时，我们会有鼓掌的。
      应该讲的就是陶妈妈一家的革命故事。
      不记得这些。因为故事是过去的，我们又不会再有特务啊，再来国民党啊的。所以，能记得的就是陶妈妈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头前加姓称“妈妈”，是湖北、湖南流行的习俗，尊而敬谓之。
      陶妈妈，湖南长沙人，生于1893年，卒于1986年，得93足年。我们听她报告时，她周66岁。

      《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湖北武汉人，1917年生，卒于1991年，得74足年。

      由福建省总工会主席和宣教部部长的带领，去拜访吴老，那是1983年12月在北京开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期间。这一年他正好也66岁。
      倘若也按湖北、湖南流行的习俗，尊而敬之，则当称谓“吴爹爹”或者更乡下的“吴嗲嗲”。但是，还都以革命的“同志”称呼未必都革命到底的同志。
      我那年37，在邮电以工代干，还革命，相对文革，成熟许多，知道自己革命差不多到头了。后来，全中国都口是心非革命，权贵集团在钻营掠夺搜刮革命的成果，没有了革命，真的没革命，工作也就是赚钱。而且就在革命终结者的“继续改革”声中，我退了，休了。
      吴老当时已经退了，休在家。他最后的职位是第五机械工业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顾问。
      他的家在单位宿舍的最高层，4楼。不大。家具简陋而且旧。墙壁上到是挂有别人的敬赠。
      家里就他独在。
      说了些话。
      说什么，我忘了。
      带我去的领导见他有一写字台，请他给我题词。
      吴老问我：“写什么好呢？”
      我说：“就写您那本书的书名吧！”
      他从桌面抽了张宣纸，用大毛笔写了条幅，真的就是书名，又在我的笔记本里用小毛笔写了一段寄语。
      我从不把这些名人的题写和赠予拿给家人看。没必要。
      一本《我的一家》那时0.33元，网上旧书店现在卖13元。许多人会将名人的遗墨拿出来拍卖。这些，我都没想过。
      为共产而革命的名人，像陶妈妈，像吴老这样，能清清白白，双手空空，得不到共产财富而去的，乃小卒之卒。
      我尊敬他们，日志之。

                                     2013-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