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2岁的我第一次与生我命者之父相认。
      其时，问他：“爹，那我抱出去时，名叫什么？”
      生父稍事沉默，然后吱唔道：“没有起。没想到要起。没名字。”
      接着是我停住。
      尔后，我打破尴尬：“爹，你现在给我起个名吧！”语气里不容他有丝毫的推托。
      他想了想，说：“你在那边已经有了名的，我就不好另起了。”
      空气凝重。
      “这样吧，按你的名，我起个你的字吧，你字‘雨农’吧！”他怕我听不明白，便解释说：“庄户人，稼穑必要勤劳的，雨中的农民更是。”
      次日，我便自己刻了一枚印章，补盖在宿舍枕边的各种书本册子的扉页。
      三个月后，全国各地“造反派”遭遇镇压，大大小小领军人物被“保皇派”揪出来挂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的，无一幸免。我脖子上挂的牌子上，小字写着“隐瞒家庭历史的”大字是“反革命坏分子”。
      直到在批斗大会上，被勒令：“老实交代你和戴笠是什么关系！”我才第一次被告知——戴笠，姓戴，名笠，字雨农。
      当然，这有稽之谈的结果在我被下放去农村之前，就已经因为无稽之谈而不了了之。但是，军代表手里我的《政审档案》“社会关系”一栏里所被写的，我是看过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
      戴笠，是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一向被中共叫做“军统大特务头子”。

     

      四十四年来，我都还在使用“雨农”，有时比本名还用的频繁。既不因有这等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关系突然关系了起来而高兴，也不为生父的那想了想之后给我的“字”带来祸患而懊恼。平心静气，我觉得“庄户人，稼穑必要勤劳的，雨中的农民更是。”才是于事、于情、于理的要点。
      事实上，我在上小学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戴斗笠是雨天的必要；又是青年时期，身在乡下，遮雨避日的必不可少。所以，对竹篾相编合成，中间夹铺箬叶或油纸的，或尖或平顶子的，或小或大笠面的这东西，颇有旧情。最近一次与斗笠实物有关的，当在四十一年前的1971年冬，秋收大忙以后，凤池大队的六七个女知青，要参加公社新年汇演，模仿排练《红色娘子军》里的《斗笠舞》，半天弄不明白步子动作怎么样时，我教了她们，给她们示范了手舞足蹈。那以后，我和斗笠再也无有机缘。
      戴笠不是庄户人家，生前没戴笠于稼穑，死时更无戴笠的必要。戴笠的“雨农”，大概沿袭了自古以来的，出身家庭有点斯文的人，当然的姓之后，除有名，还有字的。
      我和戴笠的关系除了“字”，别无其它，我生之前他在世，我生之初他将死！
      然而，自从我知道“戴笠，字雨农”的那一刻开始，我就觉悟到生父的不可能不晓得。

 

                                                                  2012-11-30

      【备注】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浙江江山县保安乡人，原名春风，字，曾就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中华民国情报机关将领。曾负责国民政府情治机关，担任军统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