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和几桩婚事
| | 发布日期:2011年05月25日 来源:春秋农事 原创作者：拾穗居士 点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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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人嬷那嘴，死人都会给伊讲活咯。” 旧时福州有这么一句似谚非谚的老话。
媒人嬷未必以做媒为生，但收些常数的酬劳钱确的是有，补贴家用，合得情理。并非舞台上，那戏剧里，一块脑门帖子、两片妖红腮帮、一颗羊屎黑痔、双腿裹步不前的老妈相。
解放后，婚姻法一公布，婚姻自由了，这行当自然就渐渐地少了。但毕竟那年月的男女懂得羞耻，知道礼节，尤其是小县小城的，没个中间的介绍人，还真不知谁猴年谁马月的。
媒人嬷没了，介绍人取而代之，讲亲的一般都说自己知晓的情况，真话、实话多，甚至第二趟还带着男青年上女方家，让家长过目的。酬劳钱没了，换成后来笑谈时的“媒人吃百三顿”，意思是事成之后后，介绍人可以到两家吃一百三十三顿饭。心满意足为“百”；“三十三”福州方言语音近似“生哩生”，寓意“喜得贵子”。接下去，福州老话还有一句“媒人还得包生囝”，可见还有婚后连带责任。
我的母亲少有笑容，平日话本不多，更无闲言碎语，虽目不识丁，就家庭妇女，但在邻里的妇人中，颇有威信。这是因为其本身经事的多，又愿意助人，所以逢年过节的炊蒸炒煮之要领，时常度日的襁褓疾病之应急，再就是产妇月子之护理等等，都有来请教求之帮忙的。同在南平一地的亲戚，更是诸多大事，非我的母亲首肯才有信心把握的。
诸多大事里，婚配最是重要。就我知晓的，大堂哥豪的亲事、三堂哥阳的亲事，都是我的母亲决定的。表哥泉的亲事；邻居哑巴哥的亲事、昌哥的亲事，我的母亲都参与过程。
然而，我姐的亲事、我姨的亲事、我三舅的亲事，偏偏该由最具权威者我的母亲来决定的，不是。
我姐和我姐夫，1957年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在武汉结的婚。暑假一起回家，把从苏联展览馆买来的一小铁盒一小铁盒的糖，分别送给亲戚和邻居就完成了，连家具也无一不是就工作单位的武汉大学长期租用来。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对我的姐夫很满意，我的姐夫对岳父母尤其顺从孝敬，所以这门亲事就以娘家送一条金项链、一枚金戒指、一条布拉吉连衣裙圆成。
我的母亲在两女三男的同胞中为长。我的外祖父在世时，决定了我的母亲、我的大舅他们的一嫁一娶，他去世后，我的二舅和三舅都去了南洋。二舅经人介绍，回福州与城里的人家结了亲，然后带着我二妗再渡海而去。
我姨排行最小，中专毕业后，因为福州乡下老家没个国营单位，去城里就业我外祖母不放心，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就叫她来了南平，到县百货公司当了营业员，站了一辈子的布柜，这是后话。在福州，我有位堂姨，比我的母亲还年长，她有个女儿和我姨差不多大，我叫表姐的。是这位表姐向我姨介绍了后来成为我姨夫的人。结婚的那天晚上，在百货公司的小小办公室里，几张写字桌拼成一条长方，上面铺了两幅白被单，中间摆一对花瓶，还放好些个搪瓷盘，盘里盛着水果糖、瓜子、饼干、水果。有人致证婚词。这应该是1955年或者1956年的事。
我的三舅参加了香港工会，很肯为革命献身，直到年过四十，才由我姨作介绍，娶了一位她的同事。考虑这门亲事前，我的母亲犹豫甚多，但又不得不为已经归国的王老五总得的有个家着想，于是让我三舅自己决定。结婚酒，就是两家人同桌吃一餐晚饭。那大概是1965年，我已经十八九岁了，因为这一天三舅突然成了五个少年和儿童的爸爸，心里先是感到奇怪，后觉得我又多了这么多个表妹和表弟，好玩。
由我的母亲决定或参与看亲的，除昌哥和英嫂结婚时，我还在武汉上高中，不清楚过程外，其他我大堂哥、三堂哥、泉表哥、哑巴哥的亲事过程，我大体都还记得。
我的祖父生有的男儿就我的伯父和我的父亲。兄弟俩在福州第一次沦陷时，连同我的祖母一起，举家逃难到闽北山区的南平。后来，因为我们的祖母已经去世，我的伯母有事必找我的母亲商议，所以，伯父的长子豪的亲事，就成了特别重大之事。我们有个堂叔，早年去到福清县谋生，后来在当地成了家。他带一女子坐轮船从福州上来，介绍给豪，说是他岳父的一门亲戚。看亲时，我的母亲去了。我的伯母嫌那女子眼睛小，而我的母亲却说人家要是好过，何必几百里地来求收留？何况豪的眼睛突暴，更难看，主要看既然是福清的，那一定能吃得起苦，做得起家务活。留宿的当晚，我的母亲与那女子交代了我伯父的家境，原来营生卖水果的店已经没了，改卖鱼丸。鱼丸得半夜二点早起，自己打浆敲肉馅搓丸下锅煮熟；家里尽是男的，成年的能做生意的就豪一个，所以女人主内，苦活累活都得干，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吃这苦。那女子一口答应了。结婚圆房那天，我的伯父家空前兴高采烈。当然，那时的光景再怎么热闹，也不过三桌的酒席，厅上多吊了两只电灯泡，洞房的大小刚好摆一床一桌一箱一椅。那吊角楼的楼板，人走在上面咯吱咯吱地响不说，走动的人一多还摇摇晃晃着震颤。这大约是1954年的事。此后，我们家族无论大小，一概都叫那女子“二嫂”。我迄今还没明白，为什么明明是老大的发妻，不叫大嫂呢？是因为在豪的上面，还有我姐？或者是他之前有个男孩夭折了？
阳，是我伯父的三子，大不过我一岁，他的介绍人是谁，我不知道。或许是他们自己认识的。我的母亲被阳邀去南平地委招待所看亲，觉得那女子长的好，虽是比南平更山的建瓯县人，却机灵，当服务员很有礼貌，对方父母老实巴焦的农村人，与阳的工人身份也配的是，就当场应允了。不出一个月，小俞成了我们家族的成员。这时间是1967年。我的伯父、伯母都已不在人世了。
泉表哥，是我大姑丈的长子。在建阳县的黄坑乡当秘书，脖子上长的瘰疬特别明显，人家都说这“老鼠疮”就是结核病，命不长的。五六十年前，男的二十还没娶亲，做父母的就急得厉害了，所以泉二十三还有一门没一门地讲了几次亲，我大姑丈和大姑就写信让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做个主。有一年冬天，泉表哥路过南平，我的母亲就带着他去一户人家。那男主人既和我的父亲是同事，又是老朋友。据说，还是这人家主动要看泉的。那天晚上，泉表哥去了，我注意到他用条长围巾绕住了自己的脖子。结果呢，这事没是没成。因为我的母亲如实告诉了对方，泉的情况。当然，也说了这病是可以医的。然而，过后人家还是非常有礼貌地回绝了。泉表哥三十几岁后，娶了他工作当地的一农家女子。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这才总算放下了一件心事。要不，老说是我姑丈交代的事没做到。
“哑巴”是胜利街老邻居郑伯伯家最小的儿子，在古田县的福建聋哑人学校上到初中毕业。论相貌，一表堂堂，浓眉大眼，能写会算，见人就笑，从不发愁，可惜了就是不会说话。回来当拉板车的运输工。尽管我小他差不多十岁，但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大姐和姐夫在北京的什么部队当干部，他的二哥和二嫂是南平专区医院的外科医生和妇产科医生。郑伯伯和伯母和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更是最好的朋友。可惜“哑巴”的亲事难倒了四个大人。有那么一天，不知是谁人介绍的，带了位乡下女子来，我的母亲一见是患小儿麻痹症后瘸了双腿的，心里有发憷，而郑姆认为，还能自理，也就凑合，总得给“哑巴”成个家，将来有个子女的好。哪晓得，天一亮，那女子哭哭啼啼地闹着要回去，说是半夜郑姆来看过她的腿。郑姆再三解释，是她看到那女子的被子没盖好，怕她着了风寒，帮她拉了拉被子。但那女子还是跟人回家了去。我的母亲只好连续几天安慰郑姆，说自己相信郑姆的人品有多好。
我的第一次婚姻，确切地说，既是我父亲看好，又是我的母亲亲自去讲亲——而不仅仅是看亲的。1965年，我19岁。尽管对方去找过算命先生，说是“生肖不合，这婚会离”，但双方的父母还是同意了。直到果然，从此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再也不为任何人的亲事说话了。
几十年过矣！媒人嬷没了，自家看亲的大人作了古，甚至受恩惠者也有去世了的，而生者皆子孙三代。我相信，我姐夫和我姐、二嫂、小俞、昌哥和英嫂、泉表哥、“哑巴”哥，倘若谈起当年这些事情，必有比我更多的细节。
我呢，写这些旧事，固然有再三的亲情，更想让后来人知晓：婚姻曾经的简单，也不简单。
2011-05-24 ～ 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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