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认识得几位文人，散文大家、作协主席、文联主席、大诗人、文艺评论家、杂志社主编、出版家、画家、古瓷器收藏家、考古学家、大书法家、书协主席、剧作家、话剧院院长、著名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大师、大演说家。条幅几卷，墨宝数轴，要是拿出来展拍，应该卖得些银钱的。  
      说来有意思的很，我当初请他们挥毫泼墨时，绝无半点与日后变化成银两的邪念，纯而又纯的对文人的景仰，对斯文的附会。当然，更多的是自己因为他们，能受激励，也能成为文人。
      要说起纯而又纯的想法，确实不是因为文革结束，也不是下品与高贵的的拨乱反正，而是有几分天生，就跟青春期见着异性似的自然。举这么一个例子，读“大江东去”，有几个毛头少年敢拿起毛笔往墙壁上竖着写的？我写了。不知人家那些经过的教授怎么个感觉，我自己看的过去。
      现在我写《春秋农事》，也全然五十年前。
      自得才能自在，自在才毫自得。
      再举一个例子，1972年，法家还在你死我活的时期，我因自己想出一句“误将破砚当良田”，而把自己什么也不是一床一桌的宿舍名了“破砚斋”，刻了一方印章，凡是觉得应该文人会作记号的纸页上，都盖了。
      关于书斋的名字，后来搬了三次家，依次改为“枯松山房”、“书田”、“书林”。
      “枯松山房”有印章。
      “书田”既有大书法家的题写，又有大篆刻家的金石。
      “书林”则又上了一层搂。
      却是到了1993年，搬到现在的住所，这些物件中，纸质的拿到专业店铺再次裱褙后收起，不挂。 
      这实在是因为自己后来到了文人堆里，就象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了，老太太夫人能寻说个话题开个心的，那爷们的，大小姑娘的，她虽然穿戴的不那么乡土了，说话声轻了许多，但凡也还心知肚明自己的出身，是个什么角的，我反而没了要做文人的想法。
      本来我就不是沽名钓誉的人，虽然登台，但无粉墨，自己把自己的幕布拉紧了，下得台来，直到退休，盘点清仓，沽名钓誉的事，真还没做一件。就连那几件黑墨的，也由我自己移来动去过几番，“这个不要了”鹤“那件扔掉”，没了。
      没了是因为我纯而又纯的当初。
      我自知自己相当的复杂，但在发财和虚名方面，一直保有一部分常人会有的简单、实在、不惜。
      是不是后来的三十年里处在文人中，反而有意识地疏离了文人呢？
      是的。包括过去的那些文人，一个也不再有联系。知人家来联系，打过哈哈了事。
      是不是不以为然了呢？
      不是。如果是，那是不以文人为然。这是不应该的错误。我是不认为自己为文人。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认识到，我并不是文人，骨子里一直有着出道初时打上，的或者说被打上的烙印——“工人”。
      几枚印章，以前每本书买回，都印记了，现在书架上也还搁着，却有近二十年这活儿懒得再做。

 

                   2011-05-01  国际劳动节时，为自己在册“工人”的个人简史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