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现在还一直不嫌弃穿著破内衣裤。不因为没有足够的衣物，相反，我有许多多余的全新的四季内外服装。之所以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应该感谢幼年、童年、少年时期，我的母亲勤俭持家之作为对我精神的潜移默化。
      我的母亲说过，“宁穿补，不穿破。”几乎管教住我平生遵守着装必须的整齐。
      被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带着去看戏的我，偶尔听说“宁穿破，不穿错”那一句，很让我看见戏服不止予以伶人纪律，也让我懂得穿着还与人品相关。
      我之生涯虽也有屡屡漂移，但我的确不曾见过我的母亲为我“临行密密缝”的。这实在是因为我的母亲在平日里已经有过许多的缝补。
      应该说，我的父亲月薪收入是足够日常家用的。然而，一家在南平时的三口，衣服的添置平日里是不曾有的。每年能买二三双新袜，几年、甚至十几年才买双新皮鞋，是我的母亲为我的父亲和自己精打细算过后才有的事。
      对于成长中的我，我的母亲有三种安排，一是买，包括袜子、鞋；一是到裁缝店去量体裁衣，有过的是我入少先队前的白衬衫和蓝工装裤；一就是将我的父亲不能再穿的，拿到裁缝店去改翻成新，包括衣、裤、大衣。
      我的母亲会给每一双新买的袜子，用布块细心地缝上底。
      时常听得我的父亲很和气地叮嘱我的母亲：“三嫂，我的那件内衣，你闲时给补一补啊。”
      我的母亲一日里难得闲，做饭、编水果竹篓卖、搞清洁卫生，还得上街买菜。上街前，脱去在家时旧的或打过补丁的外衣，换上干干净净的，即使半新旧的，也还带有平整折痕的衣线呢。
      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也不是没有新衣的，只是很难得有。要买块布料，我的母亲总是自己算计着怎么样买最合适的尺寸，与邻居妇人商量过，又带着我的父亲，或自己去到裁缝店，由师傅确定了，才到布店小心翼翼的买下。新衣做好取回，我的父亲会有喜悦之色，迄今我还能记得。而我的母亲则会报出买布、买扣、制衣的价钱和总费用。那意思总使我的父亲高高兴兴地让我的母亲将那新衣放进箱子，到得有一天很有必要了，才拿出来。至于我的母亲自己的新衣衫，更是只为出席亲戚谁家的喜宴时，着的门面。
      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最隆重的一次置衣，是1957年的夏天。那年，我姐从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刚分配到武汉大学任助教，暑假回南平探望三年不见的亲人。我的母亲带着我姐去了百货商店，剪了一块浅棕、深褐、象牙白相间，中等等大方格的什么料子布，又带着一道求了最好的裁缝师傅，按照我的母亲说的无领斜开襟的式样，制成一件当时人称“布拉吉”的连衣裙。我敢这样说，我的母亲一生最成功的中西合璧创意和给我姐最“放得开”的关怀，就是那一次的这一件。听我姐说，她后来一直不敢穿它，生怕成为小资思想的典型。
      我的母亲对我，很认为男孩是不需打扮的，干净、整洁就可以。我除了一件从童年穿的绿毛线衣，到高中毕业时，它已在我的母亲加线添针重打过若干次后，成了草绿、深绿、赭土夹杂横条的之外，夏天的衣裤总是做一套穿四年——初年别起太长的衣袖、裤脚；次年刚好；后一年，虽然短了点，“谁叫你长那么快”；最后能加长边的加长了继续穿，穿在外更好，穿在内“当冬天的内衣吧”。
      我从来不为穿着的旧、短、补有过任何的不快。
      当然，我很为过年时，能穿一套新衣裤而内心期盼、默默等待、乐乐上身，高兴不已。即使，那是用我的父亲旧衣、补过的裤子，找师傅翻个面，重新剪裁、拼凑成的。
      唉！那年代的斜纹咔叽布简直就为人们的补旧翻新而生产的。

      记得，我的第一件的确良短袖白色衬衫，是向我三舅讨来的，他从广州回来探亲时穿在身上的。那是1978年夏天。得到后，珍藏起，次年为了拍照，才开始穿它。它一共陪了我十一年，直到我的三舅去世后，它也破得不成样了。
      我童年时有一件改成的呢夹克，拉练老是卡，上中下随它意地随时卡。这时，我就得等到我的父亲下班回家，带我去到胜利街住房马路斜对门的裁缝铺去，请师傅帮助解开——我的父亲一向认为，凡事出问题找专业的解决，才不是自己乱来，免得越搞越糟。
      我则不然，我认为不专业可以通过学习、创意，像我的母亲曾经的“布拉吉”，非专业的胜过专业的，即是一例。
      1966年夏天，福州有卖空军的退伍降落伞拆成块的草绿色“布料”，极是便宜的。我买了一大块，找仓山中洲最盛名的“英格兰”洋服店，请裁缝制成新衣——事情前，师傅告诫了我面料的什么什么不合适——我却坚信自己的想象。料子二块五，工钱九元，三件真丝绸的短袖衬衫，何其合算。但我也还是没怎么穿。这次的原因不是舍不得，而是穿了很失败——不出汗时空气会从下摆往里鼓，把我忽悠得别人受我鼓惑；一出汗，所有的布都与我贴身，汗过的和没汗过的，人家觉得我是刚捞出水的海带。
      一笑而过半生矣，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其心事情爱，还有裁缝店的木门板、师傅从不嫌贫的眼神，都还亲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