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见得老弟山人习字，不知是否有笔冢，但晓其字写在旧报纸上，虽尚不足力透纸背，却势均力敌于纸，便曰，日后现成宣纸给他。笔墨纸砚，兄弟相辅，宣纸与毛笔当然。
      我说那话时，是分明记起自己在北京的荣宝斋、上海的朵云轩、桂林的集雅堂、杭州的西泠印社都有见过卖那各色书画用纸的，所以才出了口的。
      不曾考虑这“日后”迄昨那几座城市会不会去到，以至于拖欠了一年，诺言空置。
      昨在广州购书中心三楼，三联书店的隔壁，一见如故，看过商品卡，觉得价格是我能承受的，便挑选了老弟喜欢的有水印挺竹和文人喜欢的烫金幽兰的两种四尺条屏各一叠，每叠各10张，山人可用之书写他的楹联作品。又买了一叠五本合装的兰亭信笺，山人或用之家书，或用之寄诗。
      到收银台，方知那商品卡的标价条屏是以“张”为单位，信笺是以“本”为单位，自脊梁骨到后脑勺猛地灼了一下，欲罢不能地付了款。
      走出书店，觉得类似的事已是第二次发生。上一次是在北京的燕莎，隔着柜台见展架里有一件色彩式样大小极合孩子穿的冬衣，便直说买了，我付了两张百元票，等着找钱，那售衣的小姐微笑着拿着钱就是不动，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定睛再看那商品卡，才知道我少看了一个“0”！衣服没买，票退了回来，赶快走人，免得丢面子——其实，已经丢人了。
      那次欲罢之所以能，是因为偶遇，而这次的欲罢不能，是因为出过言语的。当然，那衣服是这纸的十倍，虽然就支付能力而言，今大不如昔。
      我一生是不敢用这样贵轻的纸的。如果我的字能写到老弟那样，或许还想留一纸墨迹。
      我这样年纪的人，小学时是有写字课的。在红线米格的毛边纸写字薄上，一节课写一页，一页四列五行二十格字，每行写的是同一个字。写得不好看的笔划，同学们通常的办法是拿黑板槽里的粉笔灰撒在那个格子的上面，敷抹实了，再在上面重写。这样的办法，常常会把整页的纸面上突显两三个“白鼻”——那时，我懂这说法，却不知其来自戏剧中男丑鼻子上的白色方块——我觉得这很不好看，所以，每遇到写了败笔，就干脆将这页纸撕掉。
      这样一来二来，我的一本写字簿所剩不到四五页。人家一个学期用二本写字簿，我得五六本。
      除写字课学习写毛笔外，语文的课外作业是每日得写几十甚至上百个的生字的。生字不过七八九个，一个生字起码得写一行。道林纸的生字簿一行有十个字，一页有十五行。写字用的是铅笔，写错了可以用橡皮擦擦掉。这样生字薄的用量除非是玩丢了书包，是不用新增的。
      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对我这样的用纸，说法是截然相反的。我的父亲很以我的“正字始以正人”而鼓励，我的母亲则将“惜墨惜纸当如惜生”而教诲。
      到高中时，我已知钱的来之不易。其时，我们同学一个个都将废旧的薄藉翻过背面来作草稿纸用的，更有先用铅笔，后用蓝墨水笔，最后用红墨水笔写于其上的。用旧纸之惜不亚于白纸。
      文化大革命初期写大字报用的，多是旧报纸，只是到了中后期，单位里才用买来的成捆的一令一令油光纸和毛边纸。到得下放总动员大会开过，我乘个个心慌张，各自收拾行囊时，把学习班里丢弃下的毛边纸拾捡了回来。
      那些纸跟着我去了南山，到过龙湾，随从凤池，流落孔原，在于水北，最后来仓山还在用。
      用于书道，用于画功，用于裱章，用于造册，甚至还用于糊壁。
      乡村的夜色和着墨色在淡黄的纸上一点点地渗开，淡黄的纸上一杆半树的白梅或绽开或飘零，草兰与瘦竹相依着地在淡黄纸上哆嗦着的抖擞，许多的惬意和自怜，也真多亏了纸的它们。
      因为世道的艰辛，因为走道的乖戾，潜意识里已有的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的严慈才渐渐地意识成了意识。及至绰绰有余买各种纸来涂鸦了，用起纸来反而尽意得不撕不擦而换个字来搭配适应已错的字，反原意而别开生面，顺原义而出类拔萃，这些为后来的文字很练了些基本功。
      自从有了电脑，“写”的字不少，纸却一年用不到几张了。
      将这些不用纸的费用累计起来，给老弟买这么一点纸，后脑勺都发烫，岂不愧疚到白鼻丢人的此生用纸之厚和此命如纸之薄乎！

 

                        2008-10-11 广州 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