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凤人民公社在“以粮为纲”的号召下，除海拔最高的折竹、明洋和芹山三个大队外，其他大队原先只能种植单季稻的，改种双季稻，本来只种双季稻的，又都改种三季稻。只有很少量的冷水田，才还是单季稻。
     端午一过，三季稻的早稻就进入成熟时节，农历五月中，除小孩上学，老狗看门，村子里没一个人得闲。这一忙就忙十来天。
     中秋里，那年月，世界没月饼，天上度空轮。不到晚上八点，生产队出工的劳力都还全在田地里忙活。一是中稻收割，二是晚稻插秧，三是其它农作物管理和山苍子的采摘，当年叫这一年中第二个大忙，为“三夏”。
     如果只种双季，那时间则在五月中到六月上旬，全国人民都晓得这叫“双抢”，也都能顾名思义。这是抢时间收和抢时间种。
     到了晚稻收割，差不多已是农历十一月末，没什么在屁股后面催，农活也就不紧，放干了水的田里，时有可见的稻子，黄中透白地东倒西歪。小麦种往旱地里一播，冬种也就过了。
     油茶籽的收成在十月以后，是女人们的活，也不忙。
     收了的油茶籽，榨出茶油，生产队就集中起几个女人，用集体的茶油，集体的米来磨浆，来炸油饼，油饼里没肉，有剁切的腌菜和红地瓜夹心。那香气啊，连饿死鬼都会活过来，何况人。
     那时候，太阳是主席，靠山是集体，贫下中农个人是社员，地富反坏统称“四类分子”。吃饭还是分户，改善生活则是集体。
     平日里一块巴掌大小的肥肉，一年到头吊在大铁锅上头，烟熏火燎。妇女做菜，拉下绳，放下黑黢黢的，把它在锅上那么一抹，算是“很油很油”的了。
     所以，唱的“盼星星盼月亮，就盼共产党”，落实在到农村，就成了“就盼过改善”。
     生产队改善生活，分油饼是在深秋或者冬季，煮面条吃是夏初的第一次农忙。
     油饼是按人口分在各家自带的盆里。盆大饼少，捧在胸前，兜在怀里，从生产队的小屋子里，到村子上的石头小路，再进各家的破瓦房，那仅有的一缕青烟，却能散发成满村子的三四天的笑脸。
     煮面条吃，是收晚工后，生产队的会计看看队上的大锅面条熟了，就吹哨子。“必——必——必必——必！”其实，不等那声音，队屋的堂里早已是里三层外三层，男女老少全都集中来的。锅碗瓢盆无多声响，吃的时候也无多话语，顶多是有人把双竹筷子在碗沿敲了敲，算舔完了自己的碗底。绝不会有人打嗝，也没有人会呃着，但是差不多所有的苦命人都会在散去时赞叹句把有味的味精和火辣辣的辣椒。
     四类分子本人，自觉地端着盆蹲在屋外——有的生产队有一个，很少有两的，有的一个也没有——等分了份，别人都吃完了，他们才端回一家子的。他们的家人自己是不愿意出现在这样场合的。
     一般地来说，只是到得上级发出“阶级斗争”和“警惕阶级敌人反扑”了，他们在大队部集中起来看管的那国庆、春节的期间，才吃紧。生产队的人是不怎么样另眼对待他们的，就说这同锅分食，在分量上本是平等的，却也有时，掌勺的队长或者会计甚至会不语地当着众人多给一勺两勺。
     问世间，情为了何物？一勺同土所生的面，一碗同祖同宗的水，几粒的粗盐巴，一点的味精，而已！
     1968年秋到1970年冬，我在大凤，看生产队与生产队商定同日烧大锅改善生活的，约莫有十次。他们一个个也都有叫我去。因为我不是天天有参加农田劳动，又是带薪下放的，所以不好去沾鲜。见我不肯去，他们就会用他们的碗，给我先盛来，倒在我的碗里，之后，他们才去吃自己的。
     最是印象深的动作，是第一次看打糍粑。“三夏”时节的一个夜晚，龙湾有个生产队的人，在我住的房东堂屋里，“咚—咚—咚”地。
     一壮汉双手把握一棒缩腰的长木桩，在石臼的凹槽上下一起一落；另一男人见那桩起，则迅速地用沾了清水的手伸进臼槽，将里面的糯米饭块翻一下。这一抬一翻，二三百下，俩的动作合拍得不仅有韵律，而且那赤膊的肌肉，滚滚的酸汗珠，强有力的臂膀，古铜色给我感觉远古的命运。
     为什么不叫“舂”糍粑，而是“打”呢？我迄今也还没弄懂。当然记得那是农村仅有的甜食。
     那以后，我觉得什么糖都没那时的甜。

                         2008-07-17   写在歌颂富裕与和谐社会的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