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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下楼出了我们这边的大院，恰好看到小马路对门的楼外停着一辆的士。
我问驾驶座上的司机：“开吗？”
他说：“上吧！”
桑塔那开得很平稳，和这四十上下的男人性格应该很相得益彰的。
在车里，我习惯地注意一下营运证。那上面的照片正是这位司机，不像有的的士，夹给人看的是不当班的另一位司机的。所以，我很快知道这位司机的姓名——名字很平常，平常得即看即忘了，而他的姓则引起了我的兴趣：“‘厉’这个姓在福州很少见啊！”
“是啊，好象只有几家人。”他很有些自豪。
“祖籍也是福州的吗？”
“不是。”
“那是哪里的？”
“江西的。”
“哦。”我就这么一路的没话找话地聊姓氏。
车到象园，停在路边，我从挎包的后口袋里掏出钱夹，付了刚好的钱，取了车票，转身就把钱夹放回，随手把车门“碰”……的士哧地像子弹似地射向前方！
这车怎么这样冲呀！
呀！完了——我的钱夹滑掉在车里了！
我立即想到一个办法——必须拦下另一辆的士去追！
但是，我马上放弃了这个办法——我没有了钱夹，用什么付车费！
五秒钟不到的时间里，已经看不到厉姓的车牌号……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应了这事这时的我。
我进到冈田先生的公寓，立即通知办公室，让办事员凭车票找到相关的出租车公司。
五分钟内，办事员回话，出租车管理处说，记录了，如果找得到是哪家公司的车，有的话，会通知失主去领取。办事员电话记录单上的时间是上午8时11分。
中午，我回到办公室，办事员说，上午又联系了三次，出租车公司说，先得查到车票本领购的车，才好找到车主。虽然已经知道司机姓厉，但现在没有时间找。等找到了，会通知我们，叫我们不要再打他们电话，影响他们的其它工作。
下午3时，仍然没有消息。我自己拿起电话，打到出租车管理处，压低我的声音，一副十二万分的政府官员腔：“我是市长办公室的，我现在在日资企业，他们的一位总经理向我们报告，说今天上午8时乘了一辆的士，司机姓厉，下车时不小心自己掉了一个西装钱夹。里面有护照、人民币、日币和飞机票，还有他的名片。名片里面有他的姓名，公司所在地址、电话号码。你们查一下，我10分钟以后再联系你们。”
我办公室的另外三位同事，有的窃笑，有的惊诧——我居然发出的声音完全不是我平常的！我居然敢冒充市长办公室的！
我说：“其欺老百姓者，我不得不以其所怕的权势诈之——包管有效——不信的话，你们等一会儿……”
十分钟以后，我再拨电话过去。一切如愿。对方特别恭敬地说：“司机已经找到，是有捡到那个钱夹，东西一点不会少。请失主放心，去找他所在的车队拿。……我们的服务还有什么不足的，欢迎领导随时批评……”
我请了公司外事去。四十分钟后，完璧归赵，只是捎来厉师傅的话：“能不能写一封感谢信，外商的东西丢了，我这样拾金不昧。事迹可以用来评‘文明车辆’。”
我笑说：“当然。”
当天晚上，我找来一盒才带回的日本糕点。那是里有硬纸盒，外有软纸精美包装的。我用钢笔在纸面上写了感谢信：
“感谢厉先生，当我今天早晨坐您的车……您的车哧地像子弹似地射向前方……我的钱夹里有我的名片……我将情况向市长办公室报告……特此感谢……”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应了这事这时的我。
后来，我再也没见到厉先生。但我时常见到那辆的士，早晨一般都停在我们这大院对面的大院门口。
后来，听我孙子阿广说，那位捡到钱夹的，就是他最要好的同学成堃的爸爸的合伙人，都住在对面同一层楼的。
天下就这么大，居然又这么小。故事就这么曲折，故事又这么直接。
这故事发生在2000年的夏天。
关于这个钱夹，还有一个故事。
我的这个钱夹又丢了。等我惊觉自己又丢了它的时候，离开我可能丢的时间已经是一个半小时以后。
我把这事慌张地告诉给陪同我的日本同事须贺正太郎先生时，他说，“请不用担心，一定会找得回来的，因为先生是在日本。”
我们原路折回，将我们曾经停留过的位置逐一过目，不到十五分钟，我看见我的钱夹在一摞宣传册的最上面，而其左右旁边摞着宣传册显然比那一摞矮了许多。
只向讲解员说了句：“不好意思，这是我忘记的……”什么也不必核对，物已归我了，还得了那女性友善的莞尔。
这故事发生在同年的秋天，“2000年东京国际印刷设备展”。展览厅分东西两大座，各有五层巨大的厅堂，数百家的上千个展位。我们参观的那天是开幕日，根据电子计数器的适时显示，我找到钱夹时，在场的有10339人。到处是日本人，到处是世界各国的人。
世界就这么庞大，故事就这么简单。
2008-03-20 以此篇纪念钱夹随我十五年，并祭赠其予我者冈田顺雄先生，又祝愿须贺正太郎先生康健，还祈祝厉先生生意兴隆和事事如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