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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听说他在最近的体检时查到肝癌细胞，十天前在肿瘤医院已经确诊了。
我到现今这年纪，听类似的消息，已无动容。
心中倒有点什么。
第一个念头，就是今年他是不是五十九岁？
1966年，我20岁，在福州仓库实习，初认识他时，他师院附中初中毕业。按推算，他那年如果是15岁的话，那今年的他就真是五十九，一道大坎啦。
然后，我想起怎么和他认识的。
一小道的这边是我们的仓库所在，对面是他家的屋，平板的单层，左右两侧种了上架的葡萄。
后面则是什么单位的篮球场，一块黄土地。
因为在球场，也就认识了。
同时，他还认识我的连江籍朋友林国钦，我也认识了他的同学霞浦人董荫铭。董是很斯文的，除非投篮，不怎么样和我们三人投江游泳和投影照相的。
后来，我还认识了他的朋友苏经建一家。
具体的好玩，玩完也就忘了。
接下去，我便回忆起交往——
不到两年，我正准备到“下放”名单公布的南平去的行李，他说他的父母和哥哥都托我也带他去。
那时，要求是“一锅端”，也就是全家走，政策许可带亲属，尤其是可以带自家的“知识青年”到当地插队劳动。
南平，是离福州最近的山区，是当年少有的城市，铁路航道都可直来直往，所以最是知青向往的去处。
我答应了。向军代表递交随带家属的栏目里，填写了他的姓名，
“
关系
”
写
“
兄弟
”
。尽管，我他姓不同，但那时革命委员会巴不得你们快走一个是一个，压根儿没时间审查真假，就给我发了两张船票。
所以，我知道，他有相当一段时间，在填写政治审查、上调回城工作的各种表格里，有我的姓名，有我他的关系。
最初一个月，他随我在大凤人民公社的南山大队。正如所愿，因为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放干部”的家属，多少会比无关的当地知青被重视。
后来，我调到公社的文化站，地点在大坝，离南山三五里地，还时常往来。他替我以2元换了村童手下绳拖的一尊没了左手腕的布袋瓷佛，我用小楷毛笔手抄了一本线装毛边纸的《唐诗三百首》赠他。
不久，我再调到几十里外龙湾大队，往来少了许多。能够记得的是有一次，他带了与他同在一起插队的来，走了一盘象棋，拍了两三张照片。他介绍那人说，翁金俤的父亲是走福州南平轮船的船老大。上下来去可以免费。我知道归知道，反正，我没乘坐过的。
一年后，我又从远调近，调出来到大坝大队对岸的凤池大队。他也还来。那时我的前妻因我的关系从原先插队的非常边远的泰宁县调来南山大队，在村合作医疗点当赤脚医生。所以，我也有去南山的时候。这一来一去，
也就有了一人二人三人的交往。他和她也以叔嫂说话。所说的当然是关于我的。于是，故事就成了题材。
我很大男人的，所以很不喜欢故事。
其中没有说的不是故事的事是，冬夜，他和我合谋套来林家黄狗，偷杀了，烧成酒糟肉。“狗肉别吃，吃了人会出事”这话，是在肉下了肚后。
我记得，他是在1972年争取着上调去了市里，开公共汽车。是第一批回城的知青。那时候，一“嘟嘟”，二杀猪，司机和屠夫是万众瞩目的上上好职业。他成了万幸者。我的六哥志忠当时也开车，跑长途货运，他找了我六哥，多了一层与我家人的关系。
她是他的婚姻介绍人。
故事又多了角色。
我离婚了。
和他也就一别不知所以。能知道的情况，反而由我六哥传来。但我制止了六哥的传说——做个大男人吧，别婆婆妈妈的鸡屎也说一个下午！
1997年，我在日本人的公司，他来看望我，和一位谁一道来的。说了些什么，好象托我帮那朋友谋个职的，不记得了。好象他还说他已经是公交公司办公室的。
最近的一次联系是电话，彼此说了各自的情况。我才知道他已经是经理了，女儿上了大学。后来，他提起若干我的亲朋故旧，说了他的许多想法。
据说，他本人到现在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不知道，这就好。知道了自己得的是这类病，再怎么坚强的人，精神也会有大的不好，想法也就执意到一个生离死别的问题。
我也不愿往生离死别那方面想。
但，听到他的这得病，由不得自己，会想到死别的生离。
今年，命相师告诫我不可探望病人，不可参加送葬，不可祭扫坟墓。
希望他能像我得知这事的当天前一个小时的那时，在塔前拍下的那梨花，享受春光。
不知怎么行文称呼他，叫他“老刘”吧，我比他大，叫他“弟”嘛，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应急，称呼他“先生”吗，又生疏得没了故事，所以就怎么“他”他了。
他，姓刘。
2008-03-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