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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政伯的太平万安上渡爱国

 

福州人对小岭知之甚少，而对太平巷就有可能知道者多些。      器材公司就在太平巷里头。      器材公司的人叫储运科几位男包装工，都在其名字的后面加个“伯”，尽管他们的年纪未必大过业务科、检验科、综管科和财务科的干部，但起码表示着对工人们的尊重。      文政伯是电子原器件和配件的包装工，负责振琴、肖兰、娇儿三个人库房的包装。      1965年6月10日，我从南平普安堂仓库到福州公司来学习，认识了文政伯。那年，他将近五十岁吧。文政伯，姓陈。      文政伯高个子，瘦，短得不能再短的头发，没了好几颗牙。      文政伯天天都是套件白色的上面有若干个破洞的圆领汗衫，胯条很旧的蓝色或灰黄色的短裤，肩上搭条旧得泛黑的毛巾。      文政伯住在公司隔壁，两间破土坯瓦房连厨房。      文政伯有位七十岁的老母亲。公司里几位认识她的年轻人称她为“婆婆”。      文政伯的妻子小他十二岁，有人叫她“文政婆”，人还随和，就是喜欢打牌，一赌就是三五天甚至八九天，通宵达旦，赌资有限，赌债无穷，致死不渝。      文政伯有位弟弟，在邮电局的电台工作，是位实在人，可惜来往不多。      文政伯有位内弟，油头粉面倒不是，但也差不多，不知是做什么的。偶尔来一两次。      文政伯有三个儿子，铭、铠、钦。当年分别为18、14、12岁。铭在崇安农场，铠在十二中上初二，钦小学六年级。      我与铭同岁，与铠、钦，性相近，无知无忧无邪；习相近，喜画喜玩喜乐，所以一见有缘，到底情同手足。      那年，我学习到底是9月5日。临别，三人互赠照片一枚，铠还送了两纸铅笔画，其中一幅画的是越南战士开机关枪，另一幅没有了印象。因为我的走，钦走路不再如往常那样，一高兴就双足并拢，一跳一跳，象只兔子。铠和我坐三轮车到火车站。火车开之前，铠就不见了。我猜想，他是去看第一次看到的火车了。

我再来太平巷，是公司召集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1965年的5月以后。      我还和上次来的那样，宿舍在十锦祠的后龙山，因为懒得走，就睡在乒乓球桌上。后来，干脆懒得连公司的食堂也不去吃了，交点伙食钱，就与文政伯的一家子同甘共苦了。      文政伯的厨房很是简陋。一口烧柴灶，一个铸铁锅，一只盐巴罐，一竖酱油瓶，一碟猪油渣。      文政伯的饭菜更是简单。浓稠稀饭，介壳蚬子，水煮青菜，鲜见肉块。      婆婆坐在床前吃，吃得少。文政伯捧着饭碗站着吃，吃一碗。文政婆端着饭碗依在门口吃，钦夹点菜在碗里，四处游荡着吃。只有我和铠在饭桌旁坐着吃，      文政伯为人与世无争无非好恶，工作认认真真勤勤恳恳，话语随随和和少有紧要。因为住在公司的隔壁，又有一门与公司传达室和食堂联通，所以，清晨打扫公司院落，晚上附带开门关门，年三百六十五，十年如一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没有下放去农村之前，这些不是包装工作的杂事他都一揽无遗，默默。      文政伯因为我的观点而有了观点，因为我的参加了“造反派”而有了“组织”，因为我参加的“造反派”被“倒台”而倒霉。      1969年10月我从品园的“学习班”出来，下放南平大凤的行李就是文政伯找来一口旧木箱，帮我打包装的。      文政伯因为是包装工，少了“学习班”一劫。但是，他最后也被下放到将乐的万安人民公社。因为凡是参加了我们“这一派的”，都下了放，所以文政伯的下放实在是我害了的。      文政伯是搀着七十高龄的老母而去山区农村的。婆婆后来客死万安。其悲其惨，其凄其凉，我是事后想象。因为最初的平信联系很快中断了。      在好不容易再接上关系的后来，是铠的一信。他当时已经插队去了沙县的洋溪。夹在信里的照片突然瘦瘪了许多，坚定了许多，成熟了许多。      因为有了铠的联系，钦在1972年从万安来到我所在的白沙孔原。钦不象我堂侄世裔，世裔堂侄是与我同姓的，随我而活，无须多的手续。钦的外出证明条上明明写的是姓“陈”，与我共存，则需编造出处，幸好钦与我的相貌很是通融，所以大家也都确认我他是兄弟，没有追究成分和阶级来历。      我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也跟着打发日子。因为劳作的辛苦，干校有人饮白酒，钦也就有了点滴。      后来，政策落实，工人的文政伯从万安回到了公司，继续起他的包装事业。没有了旧居所的文政伯，在上渡租了一小间船民的搭盖。我星期六去福州，有的日子会去住一宿。      1972年末，“干校学员”一批一批分配走了，我属“没人要”的最后一批，结果是“回原单位”，到太平巷器材公司报到之当日，我就再“派”去了邵武水北。      1973年夏，再收到铠的信，他虽还在山沟，却泰然得戴起墨镜，摇一柄折扇，在大太阳下把握一卷。还说，洋溪有什么临水宫，很是灵验，他不久可“上调”福州云云。      后来，文政伯退休，铠“补员”，进了器材公司，“上调”福州。

1976年初夏，我被调回器材公司，成了铠的同事。铠在储运科，我在业务科。      我人回了，却无居处。铠告诉我，爱国路有一两间的木头单座房子，因为上面的瓦片都破了，房柱上了白蚂蚁，门口不远处的菜地解放初曾经枪毙过人，所以久无人出入。      一得此消息，我立即跟铠去了爱国路。此日再见文政伯，文政伯和文政婆住大院门口的偏房，钦住单独另盖的小砖房。钦在制药厂当电工。铠另有宿舍在太平巷。      爱国路的木头单座房子，在我自己花钱买了瓦片，翻了新，去了污，扫了土，除了尘，刷了灰之后，我和我的父母亲搬了进去。      在爱国路我家一住一十六年。与文政伯一家邻居一十六年。是最亲的自己人。      在这里，铭回了福州，结婚生子。      在这里，我再婚生子。      在这里，铠结婚生子。      在这里，钦有了家室。      在这里，我们为我的母亲送了终。文政伯、文政婆以亲属身份治丧；铭、铠、钦以我的兄弟名义列伍。      在这里，1988年9月17日文政伯因肝癌去世，我们为文政伯送了终。我的父亲以亲属身份治丧；我以文政伯义子名义入列。在这次，我再见到文政伯的弟弟。      事喜事悲，都能感动着爱国路的十几二十家邻里。      1992年，我搬离了爱国路，又在外许久。文政伯的后人发生的事情，我知道的都晚：      铠的妻子疾病去世。      铭在亭下山的被黑枪误杀死亡。      铭的妻子不辞而别。      钦先得了酒精肝，后来肝癌走了。      钦的“妻子”不辞而别。      我能及时知道的是：2001年3月3日文政婆谢世，我送了行。在这次，我再见到文政伯的内弟。《春秋农事》书信《义父之妻去世了》有记载点文字。      太平、万安、上渡、爱国，这四居地的地名甚好，却反而了文政伯的不平，不安，不上，不爱。      何以？无非社会，应是自己。姑且不谈临水宫，仅想想吃饭的所在，似乎有什么道理。                        2007-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