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郭宅在方圆数十里的农村，显得格外生气。
     郭宅是个大乡。分郭宅里、郭宅外。郭宅里是有店铺的街，郭宅外是郭宅里以外的郭宅。顾名思义，郭，是郭宅的大姓。
     我的外祖父郭公生明，是郭宅外的人。早先去过南洋做厨。在我出生之前多少年，郭公已经不在世了。
     我的外祖母郭陈氏四妹，生于1893年，卒于其伞寿的那年，1972。郭陈氏是通郭宅很有名望的人。这不仅因为她时有神魂附体，受到乡人敬重，更是因为她一生为人极其大气、极其善良和极其厚道。
     我的母亲是他们的长女。以下是我的大舅依 恺，二舅依俤、三舅廉慧、姨淑卿。
     我的母亲嫁到拐个大弯走两百米就到的杨村。
     大舅依 恺娶的是附近尤宅村的大户闺女陈氏瑞英。
     二舅依俤娶的是城里人家的小姐。
     三舅廉慧由姨淑卿作媒，1965娶的是南平的丧夫之妇张姓。
     姨淑卿，1955年与段姓育春先生在南平自主婚姻，没有办喜酒，请许多人吃喜糖和水果，那晚，我参加了的。
     我打小就在外祖母家玩，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也来过，吃过，住过；无论外祖母在不在世，无论大舅母在不在世，也一直保持着很亲的亲情。这边的许多根蒂与趣事也知道得多。
     外祖母的房子在一个大院里。那是座瓦厝。格局也和我祖厝的一样：中间大厅，两边厢房，前后对称，左右对称。只是那座瓦房比我祖厝的大了许多。我祖厝大厅是没有两根立柱的，那座瓦房不仅有，而且高大。还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祖厝是我的祖父制办的家产，而这厝是租的。
     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当然以后更不可能明白：为什么那么有能力的生明公却没有留下什么家产呢？
     我的外祖母住在大厅左边前厢房，我们通常称它“前房”。我的大舅住在对过的后厢房，我们通常称它“后房”。接连“后房”的是两个大锅灶的厨房。
     1952年以前，我大舅虽然因为早年走海轮去南洋，船难中落水，被救起后中了风，一直在家，但些须的积累，还有我二舅三舅的供资，生活虽不富裕，还算周边邻里的殷实。记得，那时厨房里的蒸笼天天热气腾腾，大舅母用来盛食物的尽是一个个大黄彩花的陶缸。有时候二舅三舅会从大院门口外的池塘边，捉到几只小螃蟹，放在空陶缸里，让我和我的大表弟鸿瑞蹲在缸边，看小螃蟹爬上来掉下去，再爬上来再掉下去。

     1952年，我二舅结婚。那天，租来的一辆黑色轿车一直开到大院门口外。二舅一身洁白的西服，还戴了白色手套，好好看的。
     我六岁，大人给我穿了一套照相馆租来的小孩西服，皮鞋，也是好好看的。只可惜裤子太大，害得我一整天不断提高了又掉，提高了又掉。大人们不帮我绑好，还说什么“细崽没腰的，别管他。”
     我的任务是走在新娘的后面，将她那婚纱的长长尾巴拿着，免得拖在地上。我的旁边还有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她们是拿小花篮的，走在我的两边。大家叫她们“花童”，叫我“细崽”。从郭宅出发，到城里接新娘，去照相馆照相，再回到郭宅。除在地上拿尾巴外，其它在车上的时间，我都是站在轿车前后座的中间，二舅护着我，我护着我的裤子。
     不久，二舅去了新加坡。

     我的三舅是海员。到过美、英、澳、日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我有几张他的照片。1956年他应国务院邀请，从香港到北京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冬天，他到南平，来看望我的父母亲和我姨，住在胜利街。我记得，他的一个小皮箱，上面贴了大大小小的各国的行李票签。他有一捆一捆的钱放在我们家写字桌的小橱里。还有很厉害的可以自己拍自己的照相机。那一天，他为我、我和我父母、我和我父亲、他和姨以及我，都拍了照片的。那年以后，三舅又去了香港。我的父亲说三舅是共产党在香港地下的。
     三个舅舅，我喜大舅，恨二舅，怕三舅。仅举一例：我三四岁时，头上长癞，大舅母烧好一盆热水，把硫磺粉撒进水里，我三舅抱我，我二舅为我洗头。与其说他们是给我洗癞头，不如说他们是在杀小猪！不管我怎么样的哭喊，无论我怎么样弹踢，三舅说“洗好了，洗好了！洗好癞子讨老婆！”二舅说：“还敢哭！还敢叫！再哭再叫，晚上把你扔到池塘里去！”那池塘，水很清很清。清晨，村里人从那里挑去饮水。夏天傍晚，我的大舅母会把我和我大表弟牵到那里洗澡。但是，我不知道晚上池塘会怎么样……好不容易猪杀完了，站在旁边看大舅笑着说：“拿着，糖粿，依达最爱吃的。

     1957年，我的大舅瘦骨如柴的过了。从此，我的大表弟鸿瑞、表妹鸿萍、二表弟鸿景、三表弟鸿强失去了父亲，我的大舅母丧居。
     二舅自从1952年去国，是否不久悄然带走二舅母，或根本就没有回来过，但总之是二舅母去了南洋。二舅难得一封信回来，都无汇款。
     我的外祖母、大舅母开始做竹蔑工，用竹蔑编鱼箩筐，做起了郭宅人普遍的粗手艺。1958年还进了郭宅竹器厂。三舅不定期有款汇回。我的父亲每个月汇款十五元，算是代我二舅的。逢年过节，我姨也有寄些钱回去。
     1957年，我由姐姐带去武汉上学，这样，我的父母就把我的表妹鸿萍接到南平继续她的学业，和我父母一起住在梅峰坊。直到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表妹鸿萍没有学可上了，小学毕业的她回去郭宅，也进了竹器厂做工。
     1972年，我在孔原劳动改造，星期天可以去福州。有时，我会去郭宅，看望外祖母和大舅母，和表弟表妹说些什么。深秋，外祖母生病，卧床不起，我会为外祖母擦擦脸，捶捶背。
     那年深冬，外祖母寿终。我的大舅母半生恭恭敬敬伺候的婆婆，终于睡进了我父亲早年为她备好的足以让她无后顾之忧的大棺木。
     看着前房地板被水烟蒂烧的黑点密密麻麻，想到小时候我看见外祖母抽烟时，我会为她搓一长条一长条点烟用的的草“纸媒”，想到二十多年前外祖母为了省钱，她的铜水烟筒再也没有发出过“噗噗噗”的水的声响，觉得少了许多乐趣。
     看着大厅里外祖母的照片，想到她五十年代初，夏天穿黑色香云纱长衫时，那高大的形象的隽秀；想到她六十年代后，冬日里着一身蓝长衫后，那衰败形象的完整，知道没了生灵的慈蔼。
     看着灵头桌上细细的盘烟忽忽悠悠，想到想到外祖母的神魂附体——普通话说的“跳神”，福州俗语“上人”。

     我是看过好几个会“跳神”的男女，他们收受迷信者的钱财，将人们敬给鬼神的贡品给养留为己用。至于其中的骗人不骗人，这我不知道。
     但是，我肯定我的外祖母没有骗人，也不会骗人。证据是：一，无论是我小时候看过的，还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看过的，我的外祖母无论殷实岁月还是困难日子，从不曾收受任何人的一钱一物。二，我的外祖母从来不七跳八跳闹得鸡犬不宁的玩意儿，不哭不喊，一姿一势地安坐着靠背椅，朗朗自语。三，我的外祖母不一定是有人来找她问先人时才“上”那“人”的魂魄的，我就曾经两次看她自己一个人好好的坐在前房，忽然精神恍惚，口出非常之语句。四，我的外祖母“上”一次“人”，就大汗淋漓，那“人”“下去了”，她自己会清醒过来；期间三五分钟七八分钟不定，与癫痫病者不同，不用饮水服药掐仁中。五，找我外祖母的人，不都是本乡本地的人，我外祖母极少外出，没有“事先已经知其事情”的渠道，但是她能够说出那人家的住房细致，能够以死者生前的语气与来者对话，来者无不觉得“逼真”。我亲眼看过我的大舅的魂魄 “上”到我外祖母身上，“他”说话语速的特别与生前无异。六，外祖母每“上”一次“人”，身体就明显虚弱两三天，人有所求，其无所得，殷实之年何必，困难之日何苦。七，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外祖母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这虽然不是说有什么神灵保佑，但起码可以证实我的外祖母没有欺骗任何人。八，我在十几岁、二十几岁是坚决反对迷信的，对我外祖母的“上人”，曾经怀着批判的信念仔细看过全过程，我是没有发现任何破绽的。
     对此，我还联想到郭宅外的信奉“义郎霸”的事。
     “义郎霸”，郭姓先祖中的什么人，我的外祖母称为“叔公”的。说有此人，未见造像。说无此人，却有神庙。
     我小时候常常去神庙，大小仅容纳一个蜷缩的大人。我爬到“庙”台上看壁画，正面画了什么，我现在没有印象了，两旁画的是很精细传神的牛头马面。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毛笔的线条和很特别的青群色。
“义郎霸”是郭姓先祖，不仅我的外祖母信仰它，迄今郭宅外的人家也还在需要它的时候去求它。我的父母身上，床头都长年珍藏着代表“义郎霸”的明黄色的上面盖有朱印的护身符。1966年，“破四旧”中“义郎霸”的神庙要被拆掉，一开始没人敢动手，后来有一个人先砸下几锤……那人不到半年无病而亡。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大表弟鸿瑞、二表弟鸿景去到郭宅竹器厂的北峰分厂。一个月也难得回家一次。
     我的外祖母去世后不到一年，大约是1974年，夏天，一个星期六下午，我的大表弟鸿瑞坐在别人自行车的后座，下坡时，车翻人仰，骑车的同乡小年青没啥事，鸿瑞却断了气。理由很简单，鸿瑞十二三岁开始，大脑就出现了障碍，后来反应迟钝，肢体不灵。尤其是语音不清，连我这样和他一起长大的人，也不是完全能够听明白他的话。只可惜，那年他年仅二十。
     鸿瑞表弟的相貌完全是我大舅的再版。一双明眸，过早透露让人看得懂的几分忧郁；一掌瘦脸，长久给我感得到的些许期冀；一付嘴唇，时时使人觉得出的欲言又止。
     鸿瑞表弟是我外祖母最心疼的长孙。只是，死后祖孙俩也未必可以见面。我的外祖母土葬在黄山一块叫“风吹里炉”的地方，我曾经梦见，那墓顶盛开一朵粉红的莲花，美极；而我的表弟鸿瑞骨灰装在瓷罐里，寄存在小小的崇福寺。
     鸿瑞是我最亲密的表弟，一起光屁股，一起长大，一起玩耍。他走了，我很失落。
     那时，我的大舅母、表妹鸿萍、二表弟鸿锦、三表弟鸿强，都吃的是“竹蔑饭”。为了手工计件所得，他们起半夜睡三更。即使那样艰苦，有我父亲的帮助在南平争取到民用建筑木材指标，他们还是从牙缝里省下点钱，在菜地搭架运砖盖厝。
     1974年，退休几年的我的父亲，因我在福州落户，也返回祖籍。父母虽有户口，但没有住所，我的大舅母毅然决然要我的父母，即她的大姑丈和大姑把户口落到郭宅，住进前房，大舅母一家四口都退居到后房去。六口男女老少，吃在一口锅，饮在一缸水，不说是生死相依，也是以沫相濡。我如果去郭宅，那就是七口。
     那时，年十八九的表妹鸿萍，虽家道贫寒，日日粗工，但她的如花似玉，她的勤劳节俭，她的孝老顺亲，是多名郭宅小伙子追求的对象。后来，她嫁给茶厂的木模工林庆光，生了儿子林坚。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大约1980年，我的二表弟鸿锦，一个整天就是做工，破竹，辟皮，开蔑，打底，编篓。很是结实的人，突然患急性黄疸型肝炎，幸好有我的三舅帮助。
     我的三舅廉慧是1964年在一次香港什么罢工以后，引退回了广州，在珠江的什么油船工作。一个月90元工资。1965年2月25日，我的日记记录了他那时再到南平，我在梅峰坊家里见到他时，“他说我长高了”，“和我不大说话”的情景。就是那不久以后，我的三舅在我的姨介绍下，1965年冬与丧夫之妇张某结了婚。一个四十出头的单身汉，一夜之间有了两男两女“孩子”， 那是三舅母已故丈夫余姓的儿女。我的三舅不久又去了广州，住在育德一中路的什么地下室，成了真正的地下人员。据我的父亲说，三舅结婚后，每个月寄60元给他新婚的妻子，一分也不少。
     三舅后来之所以又会在郭宅居生活，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借政策允许“父母退休，子女顶补工作岗位”，他那余姓的第三个男孩“补员”去了广州，他退了。算是有个家在南平的人，我的三舅有着无数的家庭矛盾。于是，他离开了他“自己的家”——由一个妻子、四个余姓“孩子”、两个郭姓女儿，以及一位大不了他几岁的岳母组合的群体。
     我的三舅幸好有我的二表弟鸿锦帮助。叶落且归根。
     我的二表弟鸿锦幸好有我的三舅帮助。死里逃了生。
     鸿锦后来与潘墩女子陈南福妹结了婚，生了一女玲，一男炘。

     我的三舅在郭宅住在他侄子、我二表弟鸿锦日搭月盖的房子，常常跑到烟台山，在那里和一拨子的老年人聊天。我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因为那时我们家在爱国路，距烟台山不过三百米。所以，我星期天中午能够常在家里见到我的三舅，他吃点饭，不吸烟，偶尔喝一点啤酒。三舅与我父母的话题，不外是“没钱”，说退休的钱在南平。我看三舅是好可怜的样子。三舅仅在针砭乡下许多看不惯的事情时，那许多许多的不满，才会让我联想起三舅当年担任香港海员工会体育委员时的活跃，凭一身武功和一生正气号召和领导群众运动，到天安门观礼的风采。
     我的母亲1985年去世。对我的三舅是个重大的精神打击。虽然他在我二表弟鸿锦家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虽然他还是常常来爱国路和我们一起吃饭。
     199？年，我的三舅因为离婚去了南平办理手续。然后，我的三舅住进了老人院。然后，由我大舅的儿子、他的侄子鸿锦；女儿他的侄女鸿萍；我淑卿姨；我淑卿姨的儿子、他的外甥段坚，还有他的女儿郭红、郭辉，为他送了行。我的父亲一日三叹。
     199？年，我淑卿姨去世，她的外甥、我二表弟鸿锦去南平送了行。
     有消息传来，我的二舅依俤已经去世，生前他开了餐馆，生意很好。有十一个子女。
     1997年我的大舅母陈氏瑞英寿终。我去了郭宅送了行。送的是几十年的亲情，送的是大舅母叫我“依达，这猴崽这猴崽”的心声！
那天，我去老房子，还在，已经破败的没有了样子。大院前的池塘，已经被垃圾掩埋得只剩大小一盆污水。我站在那里，直到太阳在东边落下去，我才回到黎明。
     我没将大舅母去了的事情告诉我的父亲。毕竟他已经九十高龄。
     不久，我的三表弟鸿强去世。这个从小就是脑神经严重问题，动作僵硬、话语不清的瘦骨头，在他的母亲、姐姐鸿萍、哥哥鸿锦夫妻和侄女侄子们的照顾下，干干净净生活了四十年的人，也去到了我大表弟所在的崇福寺。想起他十来岁时，我带他去过市二医院两次检查，他对我的亲近，觉得生死怎么就是昨今。
     按照乡下的习俗，我二表弟鸿锦的儿子炘成为了郭姓三兄弟共同的儿子。俗语道：“一条香线插三炉”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