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称谓钟有才为老二，罗黎为二嫂，是有来龙去脉的。
     1963年7月，高二下学期结束，我补考三科：代数、物理、化学。任木生补考的科目比我还多一科语文。
     任木生的《语文》不及格，虽说是出人情理之外，倒也在意料之中。之所以“出人情理之外”，是因为他有成功的基础，那就是他“娘”。一次，上《语文》课，课前复习，王老师点名背《蜀道难》。任木生：“噫吁嚱 ，危呼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 开国何茫然……开国何茫然……开国何茫然……何茫然……何茫然……”老师低头：“不是‘开国何茫然’，是你何茫然哦！坐下！”接着，将钢笔从笔套里旋出，行将笔尖在名册上落下：“两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任木生喊来一声：“老师，笔下留情！” 老师面不改色心正常跳“我铁面无私，两——分——”语之缓和，声之拉长，音之平仄顿挫，一派“知天晓地达人者为‘王’也”的风范。全班大笑。本以为到此打住，哪知道这任木生恁是再冒出一句：“失败是成功的娘。”把个真理说得下里巴人们个个捧腹，王者独自哑然。我觉得任木生极其的机灵，和他的高个，瘦身，白净，大眼，实在是成套设备。
     虽然为了确保高考升学率，留级无论是学校的策略，还是个人的前途，都有好处。但，毕竟对家庭经济是严重负担，对本人精神压力是疼痛负担。所以《通讯册》发下来以后，他和我一起站在学校办公楼前的公告牌前，看学校的补考日程安排的通知时，同样无奈，惺惺惜惺惺地交换了怕留级的思想。
     任木生：“如果真的留级了，我就不读了。”
     我：“我也不想读……不读书，那做什么呀……”
     任木生：“到农村去！”
     知识青年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好榜样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立即站在了我俩的面前。
     当天十一点差不多，我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是怎么样召集了七个人——任木生、钟有才、夏友元、李悠光、郑道芳、我、张均斌——在教学楼前的夹竹桃树丛下议事和决定的。
     议事：如果任木生和剑达补考还是不及格，怎么办？
     决议：七个人一起到农村去。
     议事：去做什么？
     决议：去教书。
     议事：路费、买黑板、粉笔的钱呢？
     决议：我自告奋勇：“我的英纳格手表卖了不就有钱了吗？”通过！
     议事：怎么样保证我们谁都不变心，说话算数？
     决议：结拜为兄弟！
     议事：谁大谁小？
     决议：自己把出生年月日说一下。
     议事：（报各自出生年月日）
     决议：老大任木生、老二钟有才、老三夏友元、老四李悠光、老五郑道芳、老六剑达、老七张均斌。
     议事：怎么结拜？
     决议：围成一团，割手腕，出血！

那是七月酷暑，火炉的武汉，地皮发烫得冒烟。太阳为我们见证历史的真实——七只左手腕（我们是男生，男左女右，这常识大家晓得），一把削铅笔的小刀，由长至幼，轮流自割一公分长短的口子。七个人，那是一个个眼睛眨也不眨地有自己的手对自己下了手，义者勇，勇为义！殷红的血，青春的血，真美！夹竹桃的红花无论在我们这七兄弟的头顶还是面前，都只能是逊色的！
     9月1日新学年开学，补考成绩出来：我暑假里“丢卒保车”放弃化学，全力以赴补习代数、物理的策略取得成功，结果如愿。晋升高三。
     老大有没有参加补考，补考有没有过关。我现在完全忘记了。
     总之，那以后我没有再见到老大任木生了。
     我很奇怪，我问过兄弟们，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或者说了什么，我都没有一丝印象。
     我迄今也还是搞不懂，为什么七兄弟里，他们六个都是走读生，就我一个是寄宿生。怎么会扯到一起的。何况我的学习成绩那么差。
     学习成绩很好的老四李悠光，他考入大学以后，我去过他家。因为武汉酷暑的夜晚，一家家都会在街边打铺，男女老少露宿在外，所以，我曾经那样和他睡了一晚。老四李悠光的家是小小的煤球店？他的父亲是送煤的工人？总之，我们打铺的地方是煤球店前面的空地。
     老五郑道芳，是我高一、高二的相连同座，是兄弟中与我特别亲密的。他这个人，永远是不着急，不紧张的。不论是老师课堂问他，还是同学平常问他，也不论问他什么，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一定是先喉咙咽一咽，然后再开口。我说他是“慢性子”。不过，我们弟兄都叫他“芳伢子”，实在是他太温和了。我去过他家，好象在长江的防洪堤坝内的什么一个弯弯处，单层的民居，黑瓦房，很破旧。记得我还在那里住过一夜，房间很小，很暗，墙壁上贴有很“古老”的香烟还是毛线的广告仕女画。如果用老百姓今天的住房水平来参照那屋的话，那就是城市的贫民拆迁户。我后来，曾经听谁说过，芳伢子的父亲是共产党武昌区哪一级别的书记呢。芳伢子有位奶奶吧？是不是有个姐姐？我忘记了。有个弟弟我是记得的，叫郑道敏，1963年12月31日晚上，他跑到我们学校来玩，在我的歌本子上为我抄了印尼民歌《宝贝》，给我留作纪念。

     老七张均斌，是兄弟之间我交往甚深的，我们都叫他“达子”，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听说，他的父亲以前在工厂的，还是个头头，因为1957年向领导提过什么意见，犯了“右”的错误，1959年就被精减回了家。母亲是家庭妇女，很贤惠很贤惠。张均斌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大的弟弟张均耀，小的叫张均皓。还有妹妹，是一个还是两个？住的是租的大杂院里头最矮小的房，旁边是很窄很窄的全院落的通道，房间很破很破，很小很小，很暗很暗。张均斌住的是搭在别人墙边的砖垒的一小间。仅一张单人床铺和一张四只细腿的平面。一家六七口人糊口，全靠他父亲一个人修鞋。为了解决生计，他父亲还在离家有些距离的长江边岸的斜地上，架罾（zeng，音“增”），所捕之鱼，拿到市场边角卖去。
     高三上，我有两三个夜晚，陪过老七张均斌“扳罾”。所以，我知道，“罾”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的捕鱼工具，由一横一竖立两根大木头构架，横的一头吊着个厚实的、弯曲的、长竹交叉成“十”字形、四角牵系一张四四方方的大网兜，网眼有杯口大，这头伸向江面上；另一头捆一根长粗绳，好让岸上的人拉动横柱的上下。“扳罾”，就是放松粗绳，让罾的网慢慢放进江面，到一定深度。隔七八分钟，拉紧粗绳，把罾缓缓地、稳稳地起水，看是否有入网之鱼。如此起起落落。若有鱼，就走去江水处，就近捉拿放入到预先盛有水的小木桶中。罾的木柱附近，面江搭一个仅仅可以窝身的半圆筒的小茅竹棚，地面铺一张破草席，即所谓的“渔舍”。那两三个夜晚，张均斌和我就是在渔舍里点一盏小油灯，一边温书，一边扳罾，直到深夜才在里面睡觉的。第二天一大清早，我们上学前，就陪他母亲走一段去市场的路。
     他的父母当年约莫都是四十岁。所以，我称他的父亲为“叔”，母亲为“婶”。因为是知道我们结拜义兄弟的事情，而且也知道我老家在台湾对面的福建，所以对我特别好，如同亲侄子。
     有两件事，是我此生永远铭记的。
     一件事是，我体检得了“青春期”“疲劳性”肺结核。得知报告的第二天是星期天，下午，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婶一个人来学校，把手里提着的一大罐子小心翼翼地交给我，说了“剑达，你莫怕”，“病会好的”，“这是猪肉汤”。我真想哭。她又说：“你的衣服我带回去洗吧！”我背过身：“没有肮衣服。”婶还叮嘱了什么，才走了。
     另一件事是，高三下，大热的天，老七张均斌给我们弟兄带了凉鞋来，一人一双。那是他父亲专门为我们兄弟们做的。旧的白色塑料底，是从拣来的破布鞋上拆下的，鞋前纳好交叉的四条白色的一指宽的塑料带，后面也是同样材料的的鞋邦和鞋带。那是我们一生穿的第一双塑料凉鞋。
     老四李悠光考到郑州工学院电机系，老五郑道芳和老七张均斌都考到四川大学数学系。他们走，我没有去车站送他们。我在江边扳罾，看着列车穿过长江大桥上北行。那两天，我住在叔婶家。
     后来，我回福建之前，去跟叔婶说，他俩一左一右拉着我的手，我感觉他们有点发抖。我自己也莫名其然地感觉那一刻象生离死别。

那一别三十三年，起初，还与叔时有通信，如父如子。与老四李悠光，老五郑道芳和老七张均斌，也都有信件，称兄道弟，情同手足。后来，文化大革命风雨交加，我在县乡辗转，于沧海漂泊，不好再将家破人亡的凄苦禀报大人，告知兄弟，何况他们也大风大浪，叶叶孤舟，自然就断了音讯。
     1985年，华师一附中校庆，邮寄来一本薄薄的历届半夜生《通讯录》。我们才知各人所在。
     老四郑道芳，我们在1985年10月曾经见过一面。那是我在武汉市工人文化宫讲座。我中午电话联系找到芳伢子。时过境迁二十一年，芳伢子说起话来，还是慢性子。不过，那一次，他的行动蛮快的，立刻从武昌赶到汉口，还居然就在来找我之前那么短的时间里，召集到十几位武汉三镇的同学到武昌，大家请我吃了一晚餐，其中的一道菜肴是清蒸蒸武昌鱼。
     也就是在那一天晚上，我也才见到老二钟有才！他是明朗人，真率人，一如当年。直截了当把个罗黎叫了过来，我这才知道我们高二下七兄弟结义的那夹竹桃树丛，在高三临毕业考前，还见证了他俩的两把课椅虽相间一米半却也并排的感情心照不宣。他们是同时考上长沙铁道学院的。真是——青梅在高三，竹马到长沙。
     也是当天晚上，一群同学去过学校，欢喜一通握别之后，老二夫妻邀我和老四一起去了他们家。那年到武汉，我带了大儿子去，比老二的两个儿子大好些子。说话间，也才知道老三李悠光家有一个儿子，老七张均斌家男女各一，差不多都是十岁光景。老三、老七回武汉探亲时，他们是见过面的。
     1985年那回，我本该去拜见叔婶的，却因为从老二家出来已是深夜，而我第二天清早已被安排前往广州。我父子同行。之所以没有遇见老三和老七，是因为他们一个在郑州，一个在贵州凯里。
     那一别三十三年！1997年2月11日，华师一附中六四届高三（三）班同学再聚会时，连老七都已是白发些许的半百之人了！
     老二是铁路的副处，二嫂是高中物理教师。老四是电机高级工程师。老五是高中数学教师。老七是民族学校教务长。
     直到1997年，我才参加同学阔别三十三年后的大聚会。七兄弟中只要老大任木生、老三夏友元仍然杳无音讯。
     聚会后，五兄弟和二嫂，还有其他三位同学，一起再到老七的弟弟张均耀家吃晚饭，那是武汉大学的宿舍，在校大门口附近。当天夜晚，张均耀将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并在一个房间，老五郑道芳、老六我、老七张均斌三人同铺。
     次日，老七带老五和我一起去了他的老房子。进门，那格局依然，大小如故，只是比较三十三年前光明了些。叔婶都已古稀高龄，精神还算矍铄。婶拉着我的手，指再那墙边挨着垒起的那一小间破砖房：“剑达，那时候你和均斌住过的床铺还在。”叔不语。我背过身去。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伤到老人家的心。我和芳伢子，作为侄子恭恭敬敬邀请叔婶大人与我们一起在外面用过午膳。
     临别，我双手将准备好的一点心意交到婶的手心，婶连连说：“剑达，你做么事！你这伢子，不！不！”我一定请她收下。叔开了口：“这是小伢子的心意，收就收了吧。”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看到听到的叔为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时已2007 年，那一别又是十年！
     祈祝天下父母健康永在！生者在地，念者在心，仙者在天。
     1997年，老五郑道芳的次子来过我这里，呆了一个月？2000年，二嫂罗黎带次子来过我这里，罗黎让他叫我“干爸”。那孩子当兵才回来，也留在我这里一个月？
     桃园七兄弟，老大任木生、老二钟有才、老三夏友元、老四李悠光、老五郑道芳、老六剑达、老七张均斌。连同二嫂罗黎的来龙去脉，此是我所知的。就我推算，都已退休。儿女家业，爱孙绕膝，不忙也忙，忙也不忙。这样就是幸福。至于七兄弟全聚，难亦不难，不难亦难。
     老六这里送兄弟一对句为志念：
     “七人平生多平生，道理相同今道理；
     三国演义复演义，桃园非是古桃园。”
 
     夜将尽，天又明，来日方长。
 
                  (2007-01-18 凌晨04:12)

  今天中午，不经意中找到的一本42年前我19岁时的手写的日记。现以其中的文字，作为回忆文字的校订、补遗，是很有意思的。
   
                   2007-01-18
 
【1965 05 05  农历 乙巳年二月大廿六  星期日 阴有大雨 】
     “慢性病”——郑道芳......至于“慢性病”，因为他做一切事都慢，所以有这一绰号。他和我曾经有多少个日子在一起啊，他很倔强，很闷的，表面上老实，而实际上还是顽皮的呢！因为我们有过一段可贵的友谊，所以我想念他。
“慢性病”在四川大学数学系。
     因为想到他们，所以往往也把我带回了：文明路105好房，保安街197号，八铺正街22号房，玻璃厂茅棚一号房以及新桥，解放桥，大桥......
 
 【1965 05 05  农历 乙巳年四月初五  星期四  晴转多云  26℃】
     悠光的信里充满了兄弟的抚爱之情，也充满了劳动者的笔力。悠光，在我们高中时代排行第四。任木生老大，钟有才老二（北京铁道学院），夏有元老三（华中工学院），老五是郑道芳（四川大学），最小则是我了。然而这其中同班的，页是有一长度友谊的要算老四，老五和老六了。我们都很尊敬老大。
 
 【1965-02-24  农历 乙巳年正月月小廿三  星期三  阴有小雨 】
     收到张叔的来信。张辉廷叔是均斌的父亲。
     张叔，已经是四十凯外的人了。我只记得他是一个瘦高个子，眼睛深陷在眼皮里，嘴上，嘴下都长着黑里透黄的胡子。他抽烟，很少喝酒。我这里不曾有过他的相片，面容和体格我只能记得这一点。
     他还是在童年时就失去了双亲。有一个姐姐，在他长大后死了。张叔的父亲据均斌说是一个有名望的医师。在过去的社会，他到绳索社里作过工，在茶房里当过跑堂。解放后，由别人介绍在纺织厂纤维检验处当过工人。他到过许多地方：江西，河北和四川。他到过北京。1959年工厂下马，他解甲归来，为了生活，当上一个技术学校的辅导实习教师。不久这所学校又解散了，他到聋哑人工厂当临时工。这个厂是个小厂，离我的初中母校不远。这个厂生产的产品不多，工人很常没有工做。临时工拿不到钱。为了生活，他常到长江边武太闸搬（扳）些鱼卖。
     他家有八口人。叔母王治家是个能干精敏的妇人。长子均斌是我高中时的好友，次子均浩（原名耀良）现在是个四十武中（只有初中）的毕业生，三女润芝是本届小学毕业生，四女金芝才读小学三年级，余下的一男一女，大的叫云侠，小的名均碧。均斌现在四川大学数学系一年级学习。
     他们住在武昌文明路105号门。屋子只有两张床，两张桌子，椅子。还有一个厨房。房子很旧，地板也高低不平。
     生活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生活把他们一家人磨成了坚强俭朴的勤劳者。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他们家......
     我还记得，当我得病的消息传到他们家时，他们的心情......
     我还记得，第二天叔母来学校（从他们家到我校有半个钟头的距离）看我，带来了海带烧猪肉汤.，要我把衣服她洗,我谢绝了......
     我还记得，当均斌耳痛时，我和他目前一天所跑的路程......
     我还记得，我没有考取大学后住在他们家的五天时光......
     我还记得，我和均斌的玩笑，书信的来往，哭......
     我还记得......
     是啊，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月......我学会了搬贞（扳罾），我懂得了生活的艰辛，我懂得了怎么样在一个人......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家庭......

【2011-05-03 后记】七兄弟中，唯一尚未知其所在者老大。已知，任木生比我们晚一年，

即1965年高中毕业，同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业学院（哈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