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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从诗词中悟出情趣和道理，一旦在将来的生活里有了契合，他们对诗词的真知灼见，就好象会成为有一种先兆。我也是在他的“长恨人心不如水”在他与我之间得到应验后，才隐感觉的。
他在收我做学生时，坦诚地告诉说，他所以看中我，是因我会用功，悟性特别强；他判定我是勤勉的，是上进的；也肯定我是很讲究人品的，是守信的。还说，他的爱人也是这样看准我的。
他们夫妇借给我书读，每星期六我从五七干校进城，他们总是先给我一辆脚踏车，让我办好我要办的事，然后他就在家里，问我看上次看过的书，讲的是上周读的书，有怎样的心得。他也把大学生们写的文章，让我带到我舅舅家去批改，次日下午返五七干校前交回去。
大概在那年的十二月上旬，他写来一封信，说他不久会带学生去实习，让我这个星期六下午一定去他家，对我下一步的读书做个布置。
因为干校马上解散了，我属最后 “分配”的不到十人其中之一。干校决定这个星期天不放假，等待分配通知。我把这情况给阿土老师写了回信。
星期三，调令下达了，很让我沮丧——回原单位。我的原单位是冶城的某局，但我去的具体部门是它的下属：在水北的某战备仓库。职务是工人。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正因为是“干部”才从小岭下放到凤池的，也正因为是“下放干部”，才调到白沙“五七干部学校”的，怎么五年过去，到头来又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工人”？！我苦恼，情绪坏极了。
第二天一早我把一捆行李放到冶城火车站寄存处后，就从城北搭公共汽车去南台。终点站是师院。找到阿土老师的宿舍，门上有一张小纸“告知”。我这才知道他们夫妇各带一批学生去了两个什么县，调查厂史去了。
我舅舅家的人处境已很艰难了，我的父母寄居在那里，我不想让他们辛上加苦，我不想去见他们。怕听我父亲的叹气，见我母亲的泪水。找不到听我数说这样的心情的合适的人，于是，我转身搭下午的火车去往水北，一个离冶城足要坐十二小时火车的、很北的山区小县。
我在水北又给阿土老师写了二封信，其中的一封信是夹在从他那里借的两本书里作为“印刷品”邮寄去的。都没有回信。
很久以后，我听说，许多邮件如果没有挂号，会丢失的。阿土老师应该会收到我寄去的书的。
我偶尔会去看过去的照片。 记得，有那么一次，我把一张照片给阿土老师和贺老师看。那是我下放在大凤时，跑到隔壁的大坝大队去，光天化日下借一户下放干部的藤椅，偷着苦中作乐，摆了姿势，面对前方南山大队拍的“悠然见南山”。阿土顺口一首七绝“山溪闲坐意何所谓，巧笑盈盈是向谁？不闻身边淙淙水，声声都道归不归？”我请他题在作品的背面。此时此地，此句此问！我只能期待。期待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惜，我没有他们的照片。
七六年春末，我终于被调回冶城“原单位”“以工代干”，做电话机器零配件的计划调度员。被我叫做“枯松山房”的我的住所，距师院走路不到十分钟。
阿土老师，华老师，你们好吗？
你们现在哪里呢？你们在批阅学生的习作吗？你们在准备明天的备课？你们的老人家康健吗？你们在商量家事吗......
我很快就写了一封信去师院中文系的阿土老师。我想，我的归来，一定让两位老师欣慰
第二天下午，就收到署着“贺缄”的一封信。
啊！是贺老师回的。我很兴奋！大概啊土老师又带学生外出了。
“剑达：
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告诉你，时基老师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于去年五月五日去世，仅在世四十三年。
他说，你有两本书没有还他。违背了他对你的相信。所以，他自己不回信给你，也不让我写信给你。
他已经和我们永别了！留下我和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现仍住在原来的那间宿舍，因我仍然在中文系工作。
望你有空时来。两本以前寄去的书还在吗？
时基老师的爱人 贺华英 一九七六年六月六日”
笔名“其土”，是“基”字上下拆的。阿土老师的姓名是：黄时基。
前两个月，我凭着购书票买到了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平装，共四本。那天，也是薄雨飞飞，三月，春天的雨，还有些寒。
（1980年5月5日 写于黄时基老师五周年祭，并将《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枯松山房前焚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