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有两门功课讲到基因的遗传和变异，那就是初一学年的《植物学》和初二学年的《动物学》。
      这两门功课我学的特别好，每次考试都得满分，而且学起来轻松的很。
      《植物学》一开始讲藻类植物、地衣植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它们是不开花，无性生殖，用孢子繁殖后代的孢子植物。植物还有利用根、茎、叶繁殖后代的，营养生殖，例如榕、藕、兰。而人们最常识的，是用种子繁殖的植物，有性生殖。开花，自身授粉，或风和昆虫传授粉，受精，结果。果实本身或果实的内核，即是种子。
      “花是植物的生殖器”，那是贾平凹在他的小说里把个赤裸裸说了。搞得我忍俊不止，在大笑中认识了本性。这时候我已是年过半百，有儿有孙之人。
      话回过来说，接着是《动物学》。从草履虫说起，它只有一个细胞构成，圆筒形的单细胞原生动物，雌雄同体。后来讲到哺乳动物：“猪的爸爸是黑的，猪的妈妈是白的，它们生下来的还是猪。小猪有的白，有的黑，有的花。生下来的还是猪，这是遗传，出现了花猪，这是变异……”
      这是我了解基因遗传与变异最早的知源。
      那年代逢大跃进时期，学以致用，能最直接拿到手的遗传和变异之物就是杂交水稻。
      现在的人只知道有个袁隆平，岂知袁隆平那时候还不在话下。
      这话不能扯下去了，拐过来继续讲基因遗传和变异。
      虽然初中的《植物学》、《动物学》，我的考试成绩好，但并不真好。真好要到年过三十，开始能因所学，发现疑点，提出问题，寻找答案的时候。
      我二十几岁时找回亲生父母的家，一场同样自幼被抱送别家的和留在本家的兄弟姐妹相认下来，比现在的DNA检测还快还准：一、每个人的后脑勺中间都有“反骨”突出；二、把小的现在照片，与大的过去同龄时期的照片放在一起，相似的程度几近可以完全重叠；三、都不食鱼类、爬藤类蔬果、线面，而喜肉食。后来，又感觉到每个人思维能力都很强，都讲究自我，都极力奋斗，都难得合群，却也都对外义气，而家庭关系都处理不好。如果说我们是同在一个家庭环境成长，那可以解释为“后天”，或者既有“后天”，也有“先天”，然而，实际情况是十胎中，一半被送到外，所余一半，台海异地。因此，我开始思考基因的现象：遗传，遗传什么？变异，什么一成不变？
      因为观察自己和熟人，也因为思考和积累，三十多岁时渐渐地我察觉到一个共性的有趣——遗传给下一代的，未必就是父本母本最优秀的基因，而是最突出、最具特征的方面。譬如，父母中有一人高度近视，子女近视；，父母中有一人颧骨暴突，子女亦然；父母中有一人认认真真，另一人马马虎虎，子女马大哈居多。父母学业严重偏科，子女难以幸免……
      于是，我回顾初中所学的“遗传总是将最优秀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是否应为“遗传总是将最具个性特征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吧？
      这点，使得我认可我们家老小初高中考试成绩总不会满分，给予谅解，因为母本做任何一件文字工作时，必有遗误。因为我的谅解，孩子减轻了许多可能令其永不得解的重负。
      由此，年过半百后，我开始感伤国民义务教育时期的不幸，其中有一点便是家长不思想自己的本质，不顾忌孩子的本来，父母自己很差，却要求孩子优秀；自己或许优秀，要孩子一定更优秀；既不考虑遗传的基因，也不允许基因往不好的方面变异。
      有时，我还会感叹：第一代离乡背井在外大半辈子，生儿育女，照说讲话应该当地化才是啊，怎么绝大多数的第二代还带家乡的口音。这问题，在一次偶然的电视节目里，听台湾诗人席慕容说的，得到启发。她说，自己在台湾生长，几十年从来没回过祖籍，那一年，回来，在蒙古包里学讲蒙语，一出口，就被老乡认可“地地道道”的。她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位老大爷告诉她，是她还在母亲的胎里的时候，母亲的声音传给了她，叫“母语”。
      我联想到台湾已故作家柏杨的人文作品《丑陋的中国人》。一位自称是“野生动物”的先生揭示的民族特质。
      之前的鲁迅，在这方面不是写的不够多，阿Q、孔乙己、人血馒头……
      1984年1月27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者不是农业专家袁隆平，而是毛泽东秘书之一的胡乔木。胡乔木知道杂交水稻，却在还来不及见过无性繁殖的克隆羊、克隆牛的年代，就死了。据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因遗产与变异的，我读懂读不懂，待将来，另当别裁。扯政治的干嘛？《植物学》、《动物学》两蛋痛啊！

                           2011-11-16   上午  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