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可以拿来做梦的素材用得差不多完了，最近没做什么梦，没什么梦要做，所以睡的好。但是，就在大前天临睡时，忽地想到一个人，想到他的死，后来就想到一连串的人，想到他们一个个的死，于是，在黑夜里，将这些人怎么死的，分成了本人有准备的死和没准备的死两类。
      最初，我想到的那个人是老六，他是晨练中在集体跳舞时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猝死的。当年他才六十三，活蹦乱跳水灵灵好好完的一条汉子，我敢断定他对死亡没有一点防范，甚至他连想都没想过自己什么年岁会死，他只知道开是大货车赚钱，只知道炫耀自己的儿女们在国外的风光，只知道偶尔风流点滴，而已而已，或许他有听说过毛泽东说过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很崇拜毛泽东，却不知道——百分之百不晓得民间还有一句话说“六十三，一大关。”所以，他是一点死的准备也没有的人。
      我是在他的儿女们陪同着，前往殡仪馆，看见他孤零零地躺在寒气逼人的冰棺里，觉得他遗憾多多。
      老二是1969年受不了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的迫害，跳桥而死的。他的死不但基于最最无奈无能无助的现实与苦痛，在思想里有过于生如何于死如何的较量、搏斗和挣扎，终于的抉择，所以，他本人对死是有准备的，甚至他想过尸体的漂流或是葬身鱼腹，但比较起当下的处境，一切都不如一了百了的有所谓。
      我是接到老六的信，知道老二的死。而三十二年后，死的是这写信的人。
      老大的死，大姐的死，老三的死，老五的死，都是先前病过一段，医治过一段的，大脑清楚时应该——我这样猜想——有过对家事向家人做过嘱咐的，所以他们是对自己的死是有过一段时日准备的。
      生父的死，是老有所终，顺应了人命规律的不可抗性。他老翁八十归家，坐等死亡，对于知书明世的成双孤独，对于分文藏枕，青年风采荡然无存的他，内心的准备一定而且只能随身边的后人之便。
      他出殡的那天，我赶去了，遗体已经膨胀得鼓鼓圆，不得不连床单兜提着往殡仪馆的纸棺里移，我使劲拽脚这头时，甚至能感觉到体腔内的水在晃荡。我的小心轻放，他是不知情的。
      生母在一二楼间的窗口探望，看着这个是她结发婚姻却数十年在外终于离去的人，她想了些什么，是儿孙的列队，还是花圈和炮仗的热闹——我不知道，也许，其中她想到的一点是自己的死，自己的丧事。如果，她真有这么想过，那当天的场景，一定是她对自己死亡之思想准备最直观的。
      我不记得生母的死，关于她的死，她的出殡，一点也记不起来，连一个旁人、一点物件也没有记忆——应该是没有参加，因为没有人来通知我。
      我终认为对死亡的记忆，能消失是很值得庆幸的。
      然而，我的养母、养父之死，却铭记永存清晰到每一个过程，每一个动作，每一点心情，每一声哭语。
      我的母亲提前为她自己和我的父亲的丧事准备了吊丧必须的白色布匹，在她自知病入膏肓在世不几日时，便要我把饭桌拆了，在那位置为她铺一张“床”，过道的一面挂起布帘；回光返照的那一时间，她一定要自己如厕。我的母亲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以至她入殓，棺材抬出家门之前，我镇定得没掉过一滴泪。直到棺材抬出家门，我才突然号啕：“依妈呀！你再也回不来了啊！”
      因为除了那白布的事交代过后，二十多年不再听我的母亲说死，所以，迄今这位目不识丁的妇人对死的不说，反倒让我敬佩人对死的准备一切皆出于贤良，是故坦然。
      我的父亲一定是在我的母亲死日起，真正思考——甚至常常会想到自己的将死，尽管更多的时候因为家人伺候老太爷一切至上，无微不至而忘乎，但还是偶在吃饭时会说昨夜的又做梦，而且说的总只有一个人——我的祖母，他的母亲，内容也一模一样——笑着。说罢，一定叹一口气。
我的父亲知道自己已经患有心脏衰竭十年，也知道终有那么一天，但他一个是并不知道死亡之时竟然是在他叫了我起床，搀扶他如厕，然后返回他的卧室，躺下去会睡着中去的。
      如此寿终正寝，对我的父亲而言，是有准备的殊不知；于我们家人来讲，是有准备的冷不防。
      由此，我想到至亲、执友、同学、同事中已故者，罗列出来的名单六十有一！哀痛其中绝大部分人没有提前二三十年对生、死进行思考，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从而并不曾对生存的目的、意义、本质有过重视和反思。
      生活在当今的时下的国人，随时都有可能被死亡，轻度濒临死亡，因此，对死的心理准备，从生命的全过程来看，它是画龙点睛。
      至于这样的心理准备，对于好歹都是死来说，生命的意义却一样。
      我希望自己因为有这样的点睛，更充分地生活。

 

                                     2011-10-01   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