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初的 1966 年，我 20 岁， 1976 年结束时我 30 。其间十年，历经当实习工人转正、被当“干部”下放农村、调往五七干校成为学员继续劳动改造、遣返原单位再发配到山区当工人，四个阶段，见识的人总数约 800 ，其中 580 人有过姓名的认知。后因各种由于，包括故去的等等，仍偶有联系的不到 15 ，而继续交往至上个月 11 日的仅 6 ，最长者 89 高龄，最年轻的已 63 。

那时期人们的交往，目的就跟同年代“友谊”牌的烟标，简洁不失鲜花予人，手留余香。没有网络，人的初见绝大部分是当面，少数有通过平信邮件互寄一寸照片的，两地收见并不同时。我就这样通过一熟人，随后接转，有了二十几位文学、书法、绘画方面兴趣接近的友好。

经过近半个世纪河东河西，于今不多的几位，除相貌必然的有了很大的变化，之外的个性、行事作风却都还在，即使表达略显不同，但骨底和心气还没有太大的量变，更无往好或者往坏质变的。

我这样看他们哈哈，他们也这么说我呵呵。

几十年之后，有的变也能察觉：因为各家都有难堪的经文，都有烧不开的水，所以之间就自觉滴避开些话题不翻，有的壶就不提；又因为都生活在金钱财富的社会里，所以没必要在交谈时涉及收入等等；还因为文明礼貌的习惯，相互也常道谢，隔膜倒未必是，客气确实有的。

文革以后，因为我的方方面面诸多变化，包括业缘的迁徙，擦肩而过的，握手即忘的，同场台上的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学界大家，被簇拥入然后急流勇退，到九十年代，再回首，再左顾右盼，再前看，熟人里之前的凡夫俗子们升格任一官半职的，若以三五百名计记并分类归纳的话，可以这么说：我最不愿意交往的是实权小吏——在我看来，级别含厅级的厅以下人物。

平民的我，背几本破书，没独木桥，绕些弯也能行。

有逢年过节来的，我当面说了别再来走过场的话，让把带来的东西带走，人家渐渐地不再来了。

事实上，这样的故旧并不一定对人有什么坏，更没有不好于我的。我只是不吃葡萄，所以对传说的葡萄酸甜，没在意，见到葡萄串的颗粒之间那虫，想起水果清洗难易中最难的就它。

知先前，知发展，知后来，知现在，知己知彼，我觉得自己的心，就跟土捏的：风中沙尘。雨里落泪，晴天五色，阴霾昏暗。

所以，某贤弟以近似省部级的态势，坐在我家木椅上，说：“哈！我说大哥啊，你也别太苛刻自己了，后天，我叫司机给你搬套大的真皮沙发来！……你不要是不是？！我太了解你了，你以为你清高，你越清高就越喝西北风！……一分钱不要的！说好了，就这样，你把这块地方整出来……”猛然间我想起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套沙发就摆这里，啊！……还是不要？！……你呀，大哥！你是我最难打交道的人啊！”

实际上，他我嘛，说是站在同一处地面吧，他仍然看不到我的思想。

就算我把我的想法重复两遍，他还是从他的立足点看我的脑袋。看得见吗，咫尺之间却天差地别。

为什么？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心境受钱权处境决定。他、我差距在平面远隔，不在同一层次的境界。然而，彼此继续保持着情义——旧日的和延续的，直到上个月 11 日，我在殡仪馆送他坠楼后的最后一程，回想起，那次临别，送他时说的是：“保重！你很不容易的啊！”当时，有心提醒他“六十三是道坎”，却怕今昔不同，话到嘴边又咽下肚去。

他的遗像，比 1971 年他第一次给我的一寸小照大了三百倍，好看。

当年，那张小照片是跟一纸“友谊”香烟壳，一起夹在信里，从闽西的武平县岩前人民公社，寄到南平市大凤人民公社龙湾大队来的。他的父母跟我的一位亲戚下放在一起。那时，我在临人家散落的《三希堂法帖》字片，他把他摹在白报纸的一幅送我。

也不知怎么地，也是在那次他来家时，我把那幅他的字交还给他，让他如见和氏璧！

信和照片，我带去殡仪馆，交给他妻，随后也付之一炬。

2017-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