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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那四条便签上的字迹，是我前天涂抹的。那时，天蒙蒙亮，案头的物件不一定看的清，但看的到。拿起纸笔，我把迷迷糊糊中想到的记了下来，有标题，有准备提及的资料，有自己要表达的观点，还有这些之下可能延伸的什么。

就这四条纸，有想没想地让它们在肚子里翻滚了几转，前天也就没着手打理。

昨天上午下笔，到中午有了初稿，黄昏前修改成二稿，夜晚边校边改，交子之时完结，上传在《春秋农事》的“杂思”版块，它就是2015年5月4日的《杂碎阉割》。

多位熟人问过我，“灵感是怎么来的”，“怎么样才能捉到灵感”。我坦言：日志不是文学创作，文学于日志只是表达方法方式的工具而已，所以，表达的是思想灵性和对现在的、曾经的感悟，不是创作人常需要有的那种“灵感”。

这里，就“杂思”的杂、思、记、写，说说我的作业行为。

“杂思”不同于“散笔”。若以形象比喻之，“散笔”首先是“笔”，如“毛笔”，笔端的毫毛可以滋润集拢，也可以枯燥分叉，但无论如何，笔毛都必应凝结植入在笔管端口，而“杂思”宛然如在庄稼地里拾穗，田埂上摘毛豆，水田里捉泥鳅，在荷尖上捂蜻蜓，所获不一类，组合皆可以。

以幅面来看，“散笔”通篇成文，好看。

就组合而言，“杂思”取义成篇，更难。

因了八年里一路写来的经历，逐渐有了一种我自己叫做“顺手记”的所事：无论在哪里，手边都能找到便签——废纸裁成大小未必相等、边线并不整齐的纸条，临时有个什么想头，有点什么觉得，就用笔写下。用不用，那是以后的事。

手机里有“记事本”，我没用。毕竟不再青年，老头子先要触摸屏幕开关，再要点开“记事本”，然后手指头在小玻璃上划来划去；要是错了，还得找“×”或者“←”。我嫌繁琐。

我睡觉的榻榻米旁边就是书案，即使梦醒时分，也能一摸就得灯、光、纸、笔。

纸笔之“记”，是“记录”的“记”。

“杂思”的思想、考虑的对象，主题的发现，都源于平日平时记录之记以后保存到大脑里，因而绝大多数的素材、资料，许多时候主要的触发点，都得靠大脑所记才能提取，即“记忆”的“记”。

我十一岁那年，看过一则故事：列宁和斯大林闲来游戏，两人同时面对一个陌生的小场所，一分钟后，各自写出看到的一切。以记件数量的多少、正确率的高低、精确性的粗细，一决胜负。从此，这一“游戏”常常是我个人锻炼观察力、记忆力的自我功课。

就我而言，“杂思”的杂、思、写，都必要以“记录”的“记”和“记忆”的“记”作为基础。

“杂思”的写，可以是平面组合，也可以是一线串链。

美术作品中，如磨漆画、贝壳屏、布贴画；首饰件里，如珍珠项链、挂件、手链，如果说在形势方面给过我日志“杂思”的启迪和借鉴，却终觉得这些虽门类不同，但都是工艺品——是精雕细琢的细工慢活，“造”与“作”的过多，不是“杂思”所“应有”的“自由”、“随意性”和短小精悍之“快”所要的。

所以，在写“杂思”时，我更多时候是在迷蒙状态里，顺手划来划去的任性，不一定都待完稿。有许多时候，一着手写稿，这些划有墨迹的便签，却被撩到一旁——因为废纸不废的再利用，其启蒙发思的作用已经完成。

确实，大小未必相等、边线并不整齐的，也是自己。

2015-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