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第一次开讲的日本小说《新珠》，是图书馆派给我的，那次的以后，我的选材、题目，全由我自找、自定。

别说在那年代，更是当今环境，必定事先要商讨、内定原则所不允的，何况我没大学学历，没政治背景，没官员后台，尤其有人因此被政治处理，但或许就因为我是工人阶级里的一个工人，而不是刚刚不被说“臭老九”的那几位大学教授吧！

于今再看，像我这样的出头的鸟，敢于公然发声的，没有被枪打中，其中的蹊跷或许跟我的某些很红的讲题有关。

我的选材里，有“《共产党宣言》在中国”、“贺敬之《雷峰之歌》再读”。

当今肯定被作为“投机”的，“很二”的。

而在那段落里，我真是弄潮儿，真是本着理所当然的一股“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

我有自知之明。自己是一个从东西方文化思想里各拾到一点点什么，如何掺和了什么的纠结体；是一个急于求成人权自由民主却实在要恪守儒道释某些教义的矛盾物。所以，在这里，也有“潘晓信引发的广泛讨论”、“评遇罗锦《春天的童话》”这样“尖锐”的。

按时间顺序排下的 75 件讲稿封面，即是物证。

凤仙花俗名“指甲花”，大红纸属“中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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