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节”的午宴还在煮锅里煎熬的时候，东和村主任带我在寨子里走了走。
大约还走不出两百步，便是村寨里唯一的那间小卖部。
六个小孩子一下子把村主任围住。
每个孩子手里拿着一张白纸。
表格。
主任很快就地蹲了下来。
孩子们一个个依次把自己手中的表格纸往下递。
主任头抬也没抬，就在每一张纸靠下方的一处框格里，签了什么字，然后盖上圆圆的公章。
那公章，是他顺手从自己的挎包里掏出来的。连同一起掏出的还有一个印泥盒。
公章油油的，看得出历经了不少的年月。我由此也可以想象其之前的一把手和将来的下一个接班人。
而眼前的主任与孩子们的关系，此事、此时、此地，就如同印章与印泥盒、印泥的默契。
我使用“默契”来概括整个过程，实在是再也没有比这个词更实在的了——
蹲下的和站立的。
掌权的与无权的。
一个大人和几个孩子。
之间、之前、之后、之中，他与他们，他们和他，谁都没有任何话语，而当那几纸张一次次返回给上面的小人物时，即使我、东这样在场旁观者，都有一种顺理成章的感受。
我是个很敏感的观察者，在进入乌焦苗寨的那一分钟里，就几乎感受到这里的生活质地。
然而，直到我隔着一小塘死水，看到一“幢”两层的、孤零零的、歪斜了的、关了门的、门旁板壁外挂有十块牌和一个箱的、里面楼下堆放几大捆黑色粗大线缆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办公楼”，我才不言而喻刚才完成的那一回现场办公的合理之处。
看过这样的一场公务和一处景物，此时的我有三点感想：
一、贫苦的群体在忍无可忍无法生存时，必要以革富贵人的财富以及“命”，来改变自己的将死。
二、良民们只要霸权还不至于迫使其失去不该失去的、最致命的财物和生命时，是绝不会以自己的生命去颠覆霸权的。
三、因为领导人民的政权之屋已然无钱扶正之时，乌焦苗寨不须要社会“维稳”。
后来，有村主任和东带我去看“牛过生日”之后，从那户人家下山时，路过一户人家。主任向我介绍的“这里，就是我和他在管”——虽然到现在我不能很明晰此人的确实职务，但我理解之为村支书——中国共产党乌焦村的书记。
我急速扫视并尽速拍摄了他的住屋、财产和背影的他。
现在，当我将他和他的“家”呈现在这里时，仍然要说出内心的压抑：这是近四十年来，值得我毫无疑问于执政党里最干净的领导人。
为了行旅，我总是在去之前，尽可能多的查看过各方面的资料。网络上的，尤其得来的快而直接。例如，2012年我去贵州黔东南的镇远，就是这样的。而这回去乌交苗寨，完完全全是到了管辖它的县城，因为东的向导，我才即时随便的。
关于它的资料，也直到昨天，我写《苗寨一瞥·那些孩子》篇时，为了查实那里的在校生人数，以校对我的直观判断，才补做功课的。
因为昨天的一查，也就查出了截然相反的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其它两方面看法。
其中，县远程教育网供稿刊载的这样写道：“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很充实，他们有歌声相伴，有舞蹈相娱，在莽莽丛林中诗意般的生存。置身乌焦，恍如桃花源仙境，脱却尘世喧扰。清幽乌焦，古朴乌焦，歌舞乌焦，使人纯情，令人向往。”
与之相反的则是县新闻中心在《新华网》上的一则报道，其中写有：“武汉旅游团一行40 名客人”，“当客人们看到村里小孩都在破旧的木教学楼学习时，有的眼角禁不住溢出酸酸的泪花”。
又有一人在“百度”上提问“××县××乡怎么样？想到那里任职，主要想了解一下那里的风气”。
他获得一自称“土生土长”在那里，“虽然不官”但对那里“还是很熟悉”人的回答。
接着有六则对这一回答作了跟帖。
以我几个小时的亲历所见所闻，以我的智力与经世的见识，以我的客观与主观，综合来说我的读后感，那么，我这么说吧——
乌交在官方报道的数据“人均年纯收入1217元”，“人均4分4耕地”的其所在的“全县最贫困的乡”的“28个行政村”里，排名第二十八。这样的地方，那样子的书记，那样过节的盛宴，用我们福建民谚来说“会肿也不会‘馍’”。
我在《苗寨一瞥·那些孩子》篇里写到的“在楼下，我只看到有这么一间教室”和“楼上如果也是教室，平日有开课的话，按这间十三张双人课桌推算，在这里上学的小学生可能有五十名。”到我看清楚了围着村主任，要求审批的《贵州省2014年秋季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费申请表》各个孩子，都已经是上小学中、高年级的，所上的小学都不在乌焦，而是另一个大行政村时，我才晓得，乌焦只是一所初小校。
在乌焦校上学的也就差不多二十六个小孩。
我那天在寨子里见到过二十二个小孩。
那么，为什么2012年旅行者拍摄的照片，可点的学龄人多达五十一呢？哦——那时国庆节放假期间，寄宿生们回家来的。
在查阅到的网上图文和问答之后，再来回顾那现场办公和那“幢”村级“办公楼，现在，的我有了继续以上两点感想的后续：
第四点：乌焦无须“维稳”，因为村主任那头都不用抬就能盖得下公章，可想而知，与其说是他对村民的了如指掌和村民对他的信任，不如说：干燥的沙漠没蚊子。
2014-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