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随处有美食可买。
      除必须吃的三餐，每餐一小碗，我几乎都得眼观手不动。
      我不得不严格控制饮食，以期达到几乎是无望达到的减肥。
      但是，我禁不住在昨天鹤山的西餐厅点乌冬面时，加要了一整根广式腊肠，下午到广州，在诗铃邑的街边，买了两块盏糕。
      慢慢地嚼，细心地品。
      都吃了。
      感觉不出那种香，那种甜。
      完全感觉不出。
      不是因为我今所食的不香不甜，而是我感觉它们远不如我的母亲亲手做的那种。

      还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年不过四十的我的母亲在做腊肠、蒸盏糕。
      我的母亲，在女性里，算是个高，不仅单薄，还不能说美，甚至连漂亮也说不上，不识字。
      然而，我的母亲有特别的气质，介乎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是位很靠近文化的妇人。口语的文质受戏文的影响甚深，举止的彬彬则来自我外祖父大户家庭的教化。
      生于1912年的我的母亲，从嫁与我的父亲的那一天起，到同个世纪八十年代中页寿终，整整相夫教子了五十年。
      这五十年里的相夫教子，包括做腊肠、蒸盏糕。
      我的母亲买了一些猪大肠小肠回家，先把它们放进一只土瓦钵里，里里外外用水反复冲洗几番，一次次将污水倒去，其后，在湿漉漉的肠体上撒了一小把粗盐巴，又反反复复地里外翻来翻去地揉搓，再一遍遍用水漂。直到闻过，没有丁点的异味了，我的母亲才跟同居肇柱家的、郑家的、惠生家的、品青家的，说“可使了”。
      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伊始，福州方言很少有“邻居”之说，而说“同居”。彼此的关系也就如一家。平日里就是东家少菜西家给，南家缺米北家帮的，何况眼瞅着日子已过冬至，做什么，哪天做，怎么做，几家妇人早早已是商定了的。
      我的母亲清洗猪大小肠时，其他的同居差不多也在做着同样的程序。
      之后，大家各自剁碎捣烂猪肉，搅拌均匀食盐、红糖、酱油、虾油，接下去是灌肠。
      所谓的灌肠，是先将肠衣的一端用细麻线扎紧，再把调好佐料的肉馅，一筷子一筷子地夹着填充进来肠衣。待一长条全部灌满，再细麻用线将其间隔着一节节地扎起。
      然后摆放进蒸笼。
      摆进蒸笼的，还有几十只酒盏和小碗，里面盛的是和好红糖水的米浆。小碗蒸出来的叫“碗糕”，酒盏蒸出来的叫“盏糕”。因为，好吃的东西得分着吃，所以，那年头，“碗糕”少有，多是“盏糕”。
      在我的印象里，腊肠、盏糕、年糕、芋头糕，都是在同一天，同一厨房，同一塔蒸笼蒸出来的。
      论说，出蒸笼的还不是腊肠，而是香肠。腊肠是将香肠经过长日烟熏日晒风干之后，脱去了里面水分了的。
      腊月里，过新年，各家挂起的香肠红扑扑的，吃一节剪一节，剪一节，切十来二十薄片，像我这样的小孩子，再好吃，一餐饭顶多三片。一片得咬四五口，分着吃。

      那小盏糕也是，一块可以吃半天。这半天不是形容吃饭得有多慢，而是真的是半天里才舍得吃完。
      这么个吃法——接过我母亲给的一块盏糕，拿在手里，先端详它像什么。像花？花不能吃。像山？山很大，也不能吃。像张口大嘴巴的老虎？是，我才不怕老虎呢！那吃老虎吧。
      先吃老虎的哪里呢？老虎不听话，吃掉它的一只耳朵。
      放下。去玩。
      一会儿回来，老虎还不听话，再吃掉它的一只耳朵。
      又放下，再去玩。
      一会儿回来，光光头老虎不好看，咬了它的脑壳……
      老虎在一次次在我吃掉它的胜利里，我一次次惜别了它……
      年前做的腊肠，可以吃到端午。
      年前做的盏糕，也得吃过元宵。
      不识字的我的母亲，以其年俗的每事，赋予我以文字来记忆其中的文化，又将其雅俗共通的气质，传教给我节俭。一晃眼，上个世纪成了无有，那些年月已去而无踪，惟遗缺憾的记忆和生灵的品德。

      今年初的1月28日，我写《母亲最后一次蒸年糕》，恋母爱之心之情，乃因物是人非而无以能觉现今无母之慈那年糕的意味。
      今所忆的腊肠香和盏糕甜，似乎老及幼，实老及老，觉知徒然，戚戚耳。

 

                        2008-09-29  广州 诗铃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