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遭遇的危机可谓四伏——不是同时，而是此起彼落，初始春雨倒霉，终于多事之秋：

第一场危机是病痛。1981-02-25  星期三，这天，农历是辛酉年正月廿一，备忘录“①因为腹部生了个什么‘疮’痛苦着”。我这人会叫“痛”，那一定是已经到只差不想死的程度！年节的喜气红火还有温度，新春的恭禧还有人说“拜个晚年”什么的，我却咬牙切齿地唧唧歪歪地低哼长叹。从西医到中医，西不成，中不就，只要找观风亭的婆婆給偏方，还是不行，上不了班，只好连续请病假，一连数天，甚至惊动了平日合得来、说得上话的同事，传说我可能会死，……后来听人说“找萧治安，草药可能有用”，于是急忙忙去了，痛的时候，腰腹一圈越痛越勒的紧，那人家说了“故里这号‘缠腰蛇’缠咯，会死人的！”那怎么办？他在泡状隆起的一个包上，用极锋利小刀划了道小口，又极快捷地用两个手指头一挤，黄白色的脓全都都流出，最末还带出了血——“可以了，就这样。回去，”拿我祖传的的这五包粉，一天使一包，拿花生油调成浆糊差不多的那样，抹在皮肤患处，用纱布包好。半天就不痛，三天就好，五天巩固。这一轮生汝就不用再来，平安啦！”门诊连药费总共是2元7角1分。其话全真，其方灵验。

后来的后来，我几次见闻同样的患者，便推荐之，前两三年我八十七龄姐亦得此症，在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看好的，西医学名“带状疱疹”。带状疱疹看是急性皮肤病，但病源却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因为它具有亲神经性，感染后可长期潜伏于脊髓神经后根神经节的神经元内，一旦发作就很严重。跟我姐提到我当年的病程，好在，这病一生只得一次。哈哈！备忘录写的只有一句话，往事今来，却能啰嗦这多！

再就是第二、三、四场的危机，关乎人际关系的。

1981年我的第二场危机，事发3月30，星期一，备忘录“①下午下班前分香蕉，买了六斤多送乔兴家， 在车上因无法忍受黄水英指桑骂槐恶毒语言，我大骂了她一通，她说要与我干到底，我等着。”了结在4月18日，星期六，备忘录“下午公司大会上点名了黄水英和我吵架的事，领导认为事情由黄水英挑起，也是她先骂人，后我骂她，骂的太难听。她因此不来上班，扣发工资三天，两人的评奖由科里讨论。”

现在来检点这事和备忘录，我可以详细到每一个细节，甚至所有在场同事的表情，当事二人话语来去的声音大小；但我不再写这些，因为在距离事件发生十七年，也就是我调离原单位十五年了，彻底告别原系统十三年后的1998年，她我二人都是单独一人在某假日酒店附近近距离路遇时，我先招呼了她，她很高兴地告诉我：“我两个女儿现在在英国”等等，仿佛往事不曾。只是，因为我重录备忘录时，有了文字，也曾经有亲友问起我在修行这多年后，对此事的认识，所以，现在，我说以下二点。

先一点是改粗错为精正，后一点是給出感悟的说法：

1、我的备忘录记述不确切：我没有“大骂”，也不是骂，准确地说应当是“顺着她的出言，把握其那一措辞，我绝对没有大肆的，或者大声地，或者有稍微肢体动作的“大”，而是特别沉着的，很稳重的，从内心发出的故意的面带微笑，将之不逊之言，以君子的儒雅化作形象具体的男女行为”。

2、我的确是修行者，是行过皈依三戒的，正以此，我更加确定自己那时的回应不是妄语，是确切无误的一次宏法。因为，佛之善，并非忍辱负重再三而不以正义还击，武僧的作为有其前提，乃针对因而报应得果。再说，恰恰是我的正义教训了其之邪恶，才有了曾经与之共事的诸多人比较一致认为：自从那以后，其一贯的势利、嚣张，确实忽然有了收敛；而我再见其人时，更是让我亲见了她的和颜悦色，感觉到她发自内心的从了善。阿弥陀佛！

第三场危机是我不服最直接的科领导，顶撞他对我的谈话，在他屡屡其以权力对我严重排挤和刁难，包括1980年4月至8月的调资过程中，无视我一贯连续的业务考核全部第一、遵守行政各项规定的纪律之所有事实，最终拿“不尊重领导”和“特立独行”、“傲慢”把我剔除，而我在调资落败后，仍然坚持职业道德操守，更在大众面前公开指名道姓捅了他拉帮结派的马蜂窝。这就导致了以后的1982年，以公司经理、业务科科长勾结的领导，在市、省工会按照全国总工会要求各基础工会推荐具有“党员干部”政治资格和是 “工会活动积极分子”条件的工会会员，逐级上报，经遴选后，送北京参加“全国总工会思想政治宣讲员培训班” 时，把我給报送上去了。事过二十多年后，参与那次公司推荐的一位首要领导人，在退休多年后告诉我：“老×和你们那个科长，他们当时一是要让你离开公司，二是因为你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编制，明知道你会被刷下来，給你个‘好看’。哪晓得，你在北京竟然一举成名，……”

我离开系统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路遇早已退休的×经理，彼此寒暄，他说了一些恭维我的话，而我则说：“你和我的科长都是我的贵人，……”

现在重新反省我自己，的确有二点过失：一是气盛，二是刚烈。要不是他们的歪打中，万幸的我竟然正着了一次，得于“成名”而解脱，那就大有可能穿小鞋直到以工人的编制，干到九十年代的下岗。

第四场危机关系到我的第二次婚前的交往眷顾，高兴于此而不疲的希望，入秋时，备忘录“1981-10-26星期一  　②傍晚收到乔兴的信一封，看来，一切都解决了。”

关于那封信的具体内容，我已忘记。至于我的感受在备忘录的笔记仅一句话。

那年，除了备忘录，我从六月开始还有一本《灵魂日记》，同一天的那一页是特意自裁了红纸，没有具体的内容，而此日则有一首十三行的白话诗。

1981年在我毕生的“事业”上，是个相当重要的拓展期：继续1980年开始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文学讲座上登台，把文学讲座转化成以推荐阅读为目的的图书评论，从课堂文学教学转换为大众视听；在历来只有文章的理论书评模式之外，开拓出集说书、点化、引导、短评、小议的口头书评模式。

正是这一新模式的创举，才有了1982年在全国总工会政治思想宣讲员培训班上声名鹊起，成为全总在那以后组织和领导下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的标榜。

至于，那场“活动”后来成为胡乔木、邓力群为首极左政治家在国是理论斗争的操守，以至于它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工会运动史迄今，最多人数积极参与、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最和平，也是最后一场运动，那不是我1986年以前知道的。

所以，对1981年我的备忘录，在这里我只写这些。

话笔回到我的“事业”上来，1981年，除了文化宫的书评，水上俱乐部也开了新的场次。水上俱乐部的讲题，是文化宫的再次，照顾到听众的社区距离。而我不喜欢重复，一重复就颇感“不过为了一场多赚二三块钱，激情大减”来说，没多久就主动向主办方辞请了。

我从1978、1979年最初为青年备考各种院校，尤其业大、夜大的人做语文补习的教学，这一年开始在家办起“义学”：有计划、有教材、有系统教程、有作业、有考试的《中国文学精要》、《旧体诗基础知识》、《词的基础知识》。

在输备忘录入到电脑的同时，重又翻弄当年我刻印的蜡版，门生的作业，成绩登记，有一种珍惜，但多无联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甚至有人已经故去十几二十年了。

1981年在我毕生的“事业”上，对于文学的爱好，那一年因为门生的推介，或许还因为自办《蒲公英》，与已是省文联成员的文化名人合作《双桅船》，我的活动和能量被受文化局的特别关注，等等这些因素，我被引、叫、“邀请”参加了几场文联的活动和政治学习会。

有时候，我会因为自己的作品被收编，名字排列在著名的某某诗人、文学评论家之后，高兴过。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快感跟青春期的手淫一样，年纪大了，意思就没了。

然而，1981年，我寄到国级《诗刊》的，被采编看中的几首即将付梓，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又拆了下来，但总算知道了自己的一些东西是可以登堂的。这一点，到现在我还是爱护的。

我一手操办《蒲公英》，让门生们的作品、作业可以有个露面的纸页，现在回首，那当属我的修行。

1981年，农历辛酉，我三十六周岁，本命年。因为不懂利、害，所以那时无所谓。是到1986年以后，请几十位算命先生“算”，从而一次次花钱听说法，才晓得“本命年”，才晓得“三十六岁本命年在一轮生中的关键”。

至少，1981年我遭遇的本命年，受了“三刑”中的刀刑，并见了“血光”——小刀一划，末了还带出血来，……

2021-03-12（11日前写成的二篇彻底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