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驿动的心》词里的“票根”，改为“台历”，那么，我将备忘录从原先的纸页，转而录入电脑文件，心境很是那首歌所写的，尤其“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 / 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
因为录入1980年的备忘录，故而有那么几十个人，还能浮现一些当年的旧影，但另一些则完全不再，更有荡然无存的，好在终就能因重见其姓名，而略有所思。
因为录入，重又反思到一个最是前提的现象：这种“备忘录” 之所以不再是1964年前《勤奋集》随笔那样的性情，不再是《1965年纸日记》那样杂陈，不再是文革时期《黍离集》和《达西诗抄》那样斯文，不会是1981下半年《灵魂日记》那样出色，更不可能是2006年始《春秋农事》这样的志，而只能是以“条”记，无“面”的，人和事皆显得干涩枯燥的，实在是因为我在文革中，看到不计其数被揪出来批斗的人，他们无法一次性清楚明白准确地说出陈年旧事具体发生的时间、地点、相关的人物，以致被打，被逼，被罚站数小时甚至一天一夜，被车轮战，有最终投井的，触电的，跳楼的……我这样记“条”，至少有准确的时间、地点、相关的人物；至于到时候，有谁会怎么说，尽管说去就是，我有记的，就不怕忘事。
我以为所有的事，都装在我的脑子里。
结果忘了。
忘了的，因为录入而被提醒——这是预想的初衷，然而，现在根本上就不是、不能、无法做到！挂一漏百才真是的。
被提醒的1980年，以下三件事的具体日期、人物、事由，乃至过程，的备忘录：
一、从储运科转到业务科，“以工代干”身份的被确认，而后上调工资不成。
就现在我能记起的工作背景和环境，大致是这样的：
那些年，隔三岔五得填各种各样的表格。我填写过的“职务”有“仓管员”、“下放干部”、“‘五七干校’学员”、“调度员”，但当时的我一直不知道，也没谁告诉过我，我属什么编制。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事漠不关心，马大哈的很。直到大约1984年，我在系统内，从器材公司调到工会，第一次瞥见我的档案上有“以工代干”四个字，才晓得之前自己一直是工人，包括下放干部，包括坐办公桌；也才懵懵懂懂地意识起这一转折在个人职业价值衡量体系中之我的重大意义。这是后话。
1980年，能从储运科转到业务科，“以工代干”身份的被确认，现在来看，有必要感受到我得益于文革结束后重又上位当权派的赏识；当然，我本身具备业务工作在本公司历次考核全都第一名的实力。尽管我不合群，但我从不世故，从不设计，这也颇得众多前辈们的放心。再就是，百废待兴的那年月，能驾轻就熟的人手严重缺少，当权的头人可能感觉到倘若继续从系统内的外部门调入，未必“好用”，不如在自己内部找几个知根知底的。那次遴选的结果，命中者仅我。
福不双至，上调工资的事，没份，也正常。何况，头们的文革派别继续明争暗斗。
这个单位的储运科在仓山区的信平路小岭巷，而总经理室、办公室、业务科、财务科，当时在东街口，一座单幢的两层楼青砖瓦屋——现中国电信福州营业大楼的左侧，一树二三百年老樟树附近的空地。
计划经济时期的业务调度，在这个界业反而忙少闲多。不到十人的业务科，女同志一半多的上班时间织毛线、聊家常便饭、带孩子，男同志看报纸、到空地上走走，晒晒太阳，都是不违反上班纪律的。
后来，全部科室都归整到信平路的大院里。这样的不算违规的“规矩”，也继续得到传承。
在东街口，我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四个同事，“田”字拼桌。中间有部独立号码的电话机。
到信平路，我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大的多，八人座，两两相对。一台电话机，在最喜欢接电话的那位女同事桌面。
二、走上市工人文化宫的文学讲座讲台。
记忆里，我是1979年开始在市工人文化宫开讲文学的，有着受人引荐、自报“可以”、先遭婉拒、后换部门、终得一试并一讲成功的过程，甚至其中的细节都还有印象。只因有了此番的录入，才有了各阶段的准确日时，及受其接待的工作人员姓名。
这里，就个中一开始的重要细节作一追记：
1978年，我利用夜晚下班的时间，在东街口的办公室，为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辅导语文，最多时达到十八位。
其中的陈骞，有一次提议我去文化宫参讲文学讲座：“现在在那里讲的，都是师大中文系的，有时他们的教授、副教授也讲”；“你完全可以去讲”；“我小姨在文化宫图书馆工作，可以帮着联系。”
于是赵璟璋同志带着我和陈骞，先是联系文艺科的陈贻亮科长，见了面，我自报了身家，未成事；遂后，再向具体操办讲座的图书馆张步良同志推荐，因为我的业界与舞文弄墨之事毫无关联，身份只是器材计划调度员，张应该是向顶头上司图书馆的郑科长报告过我的情况，他们有所商讨之后，张给了一本福建人民出版社文革后新出的第一部，由福建籍冯度同志翻译的日本中篇小说《新珠》，让我出台。
以上提到的助我之贵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之后，随着我的时过境迁和决绝隐退，没有了再联系。
顺带提一提：我说过，办公时间的众人状态和头们沉默，成就了我备忘录中时常记有的“刻蜡版”、“写”、“准备讲课”的优越环境。星期天在公司油印，是因为十八位青年每人出2元，集资合买了一台胶棍油印机送我。那箱盖的内壁还镶嵌了一片铝板蚀刻有各人的姓名。
三、识而结乔兴，二人确立了交往的恋人关系。
人、事、情，我都还记得。同样，因为有了这次的录入，所以每次见面的日时，才都有了确实。以后她成了我第二任妻。
我很奇怪：为什么从第一次她来我家见面的9月3日，及此后四个月的备忘录里，记有她来过我家三十五次，但竟然没有一次记录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与之见面的条条，尤其没遇见我，她独自在我房间学习。
这里附着的三框照片：
一是1980年的台历。记有具转折意义的以上三事，一是工作，二是志趣，三是家庭。
二是1980年夏天的，我在家里，桌面有台历，壁上有5月3日所记的“改挂陈伟前两年送的书笺”。照片是6月24日峻弟从兰州部队回家探亲拍的，相机是前一天卢泓送来借我们用的。
三是1976至1982年，我们家住的独座单层木板房。有其侧面；有从坡上拍到的房顶，还有一枯松的上部，这屋我取其名曰“枯松山房”；斜阳照着的我，手抚住老大的樟树。自带135相机来为我拍照的是苏经建，拍摄的时间是1976年的10月2日。这一组照片之所以珍贵，是因为1981年它被拆除，不复存在。
20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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