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把年纪了，反过来看自己，老觉得有种生来不是苦命却欲与苦命人同处一时的心境。例如，好生生贵昂昂的酒楼餐厅山珍海味偏不食，尽找街边摊大排档。早年，我在武汉上中学，数理化学不好，又有许多处世法很“福建地瓜”，难免常被几个同窗弟兄笑话“好苕啊”、“几苕哦”的说，那意思就是“好傻啊”和“多傻哦”。苕的有地瓜样没地瓜相、跟豆差不多又不是土豆、说是萝卜却不是白的，个头粗壮大实，在武汉方言里喻为傻瓜，也不无道理。可是，我们福州方言里芋头才是傻瓜，相反，武汉话叫“苕”福州话叫“番薯”的，福州人认为喜欢食其者，才是明道理懂是非的“乖”人。现今，我连三位数的加减口算都难，实在是一个好苕了，因为阿聿和阿戴春节回去广东，带来老家的一大口袋这物件，这些天拿出来当饭吃，于是接连想起一大串这既叫“地瓜”，也叫“苕”，还叫“番薯”的一些旧事，挑了五种来说说，感情有过本来。
      我这个苕，怕说乱了称谓，下文统一以“番薯”言之。
      说是五种番薯，其实五种食番薯的方法：烤番薯、番薯饭、番薯干、番薯叶和番薯饼。

      这十几来二十年里，城市的人，何曾有几户人家以番薯为一餐的主食的？上到酒楼，按人头要一小盘数着个儿的“黄金饼”，作为大鱼大肉之后的，既算是充实，也可视为甜点，又可以怀旧，却是常有的事。可是，就跟到熟人看影楼拍出来的婚纱照上的非非而是的那感觉，端详着问“这是那个什么嘛”，经确认，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的，正是以番薯为原材料的饼。

      上酒楼找野菜的客人多，但毕竟城市难得有野菜，乡下有体力的农民都进城打工了，没体力的即使挖点野菜，象蕨菜什么的，顶多就近卖了，所以县里、中间城市还有野菜可口，大城市最方便有的，多是番薯叶。我且不说这一盘的油是不是地沟油，但看那番薯叶上的光亮亮腻滑滑，压根儿就不是滋味。何况，番薯叶本是喂养家畜的青饲料，不是人吃的。过去啊，只有59、60、61那“三年困难时期”，才是人争相要吃的稀罕珍品——那时代的人不如往日的畜生，畜生何有畜生？

      也是回老家过年的阿桂，给我送来两袋塑料压封的连城土特产番薯干。喜得我乘家人都不在，个把钟头独嚼光几十条。洗干净粘在手指头上的白色糖粉，然后给阿桂打了个电话：“太难吃了！哪里是什么番薯干！番薯的味道不知道在哪里！根本不是我过去吃过的连城番薯干！连城是最出名的番薯干怎么成了这样！”害得阿桂在那一头不住地“是……是，是，……嘿嘿……是”。还想告诉他，明年再拿连城地瓜干、长汀豆腐干、宁化老鼠干、上杭萝卜干、清流笋干、武平猪胆肝、明溪肉脯干、永定菜干这“闽西八大干”送我之前，一定要他先拜干爷、干奶、干爹、干妈、干哥、干姐、干弟、干妹，请这“八大干”确认过那“八大干”。但是，怕这一来，阿桂连番薯干也不再给我。

      六十年前，邻居陈家穷，孩子特别多，有时早晚煮番薯粥，中午蒸番薯，那香气啊，羡煞了也是孩子的我。所以，偶尔我的母亲也煮番薯粥，蒸番薯饭给我解馋。但终归没得到拿一整条蒸番薯的吃劲。直到“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家里按粮食购买证的本本子，不得不买定量搭配来的杂粮，其中包括番薯、番薯米了，我才有了大吃特吃却吃怕了还得吃索然无味的这东西。福州人说的番薯米，其实不是米，也不是米粒的形状，而是将生番薯搓成细细的短条，在太阳下晒干的干品。因为大多要与些大米合着蒸，才好下咽，所以得其美名。

      在番薯的吃法中，最地道的，能保持原汁原味，又最能焕发特有的土里土气清甜香气的，要我说呀，莫过烤番薯。小时候就听说北京的烤番薯、冰糖葫芦、天津的糖炒板栗、上海城隍庙的茴香豆、武汉的芝麻糖、山东的高粱饴、厦门的鱼皮花生，都是最好吃了，长大时，人到中年，岁至老来，都吃过之后，觉得还是烤番薯好吃。各色的烤炉——正规的，废弃铁桶改造的、传统泥巴炉膛外箍木桶的，在北京、福州、上海、武汉、广州、厦门、济南、桂林、昆明、柳州、长沙、湛江、东莞、佛山，只要见到有卖的，我都买，当街边走边吃。

      这样的吃法，虽然多少能找回些顽童的心得，自由的快感，却全都不如1968到1972年间，被下放到农村时的我，冬天里跟农民们在一起山野劳作，把洗干净的番薯，煨进野炊的柴灰里，过后拨出来，拿在手心烫得左右手掌轮番着抛滚，嘴巴还得不停地吹，把灰吹跑，把热气吹掉，然后连皮带里一起吃——，那原是红皮白心的，经煨着烤过，那外焦硬的灰白，内松软的金黄，冒着白雾似的热气，多寒也不再冷，多孤独也不再单个……
      “单个”，就是一个。这算术的基础我还记得。小事作文，写了这一物的俗事吃品的五种吃法千字，苕还是苕，自得其滋其味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