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1月，有家杂志的记者采访我，之前他应该是看了些其他报刊关于我的报道，所以对我的表面状况和一些我曾经跟别家谈过的个人资料已不陌生。关键是他此时来写，必须有所突破，要有新的亮点。
      我一方面因为被隔三差五的报道，兴奋度几尽挥发完了，另一方面那时自己真的开始意识到作为政治工具的我，再这样继续下去，政治宣传的是政治目的，而我的目的不在于政治，已经有了逃脱出局面的想法，所以，对记者的到访，能托材料就托材料，能不拖时间就快快了事。
      因为那时还不兴什么“市场经济”，我除赔了时间费了精力苦了口舌，并无任何钱财收入，又是政治的活计，热闹归热闹，无论如何都还是严肃的，所以压根儿没今天娱乐圈里的“耍大腕”的事儿，“俺知道，俺是个有头有脸身子骨架挺得起的人，还不至于是那圈里的。” 
      也不知怎么地，那月刊一出，送给了我一本，这才知道自己的漂亮在于“不甘寂寞”。
      我当年总觉得“不甘寂寞”的评语，表面是褒，内在实贬。明明是个自学文史哲的人，咋地就入了“政”成了“党的人”了呢——尽管我讲的还是书中道理，虽然我仍以良心发言，但话语一经麦克风头前包着的那块红布过滤，扩音出去的声音就当然地红了。“不甘寂寞”的所指想必是就空气中飘荡着我的声音而言的。
            我看了那篇报道，全部内容也就记得这四个字。
      85年2月，我挣扎着实现了逃脱出局的理想，从此掩锣息鼓，任凭鞭策还是充气，坚守住自己决定的“三不”——不作政治喇叭、不上政治文字，不现政治面目。
      若不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电视台、报社当今的记者先找到“历史资料”，后找到我，那么我的的确确在政治的舞台上下来后，是寂寂的历史然了。
      因为往事重被别人提起，即使我自己很为锣鼓尘埋的成功而庆幸，但还是在手电筒的一柱光照下，依稀地看见了尘面微突着“不甘寂寞”的四个字形。
      我不能不承认三十多年前，那杂志记者对我的质检。
      我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三十年多前的三十多年是，三十年多后的三十多年是。
      生性是。
      就我现在的理解，“不甘寂寞”有两类寂寞皆可寂寞得过，一是甘寂寞，一是苦寂寞。
      甘寂寞，如在顺境时独自的作文、吟诗、绘画。
      苦寂寞，如在逆境里独自的读书、思考、寻找。
      虽然处境不同，心情异样，但在显之像都是一人之孤独。
      诗文笔画所谓的表达无异宣泄的都是情绪思想，即使在群众之中，拥有读者，也是一人的自我。下里娴熟而不愿就粗俗，阳春少有而非是我所能，这样的境地一直有“我”在徘徊。
      因此，读书思考，寻找同道——同道理的前辈达人，同情思的旁边知者。
      苏轼居然有“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鲁迅更坦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毛泽东的晚年。
      周恩来的骨灰。
      足见大人物的寂寞不在于周围的群众，而在于心灵的有无。
      从巨大的镜面，看我的渺小，我反而不认为寂寞不是好事。为什么一定要有伴，为什么一定得人陪，为什么一定要对话，为什么一定要共同？
      没有就没有，没有的人，不是没有了字，不是没有了能够表达心灵的文字。
      独自阅读一本书，是与作者握手，与书中的人、物同在、同事，心得可以赞同，可以反对，可以沉默。必要时，借如厕的单独，在荒郊的野地，将苦苦思考的，一吼一叹一呼唤，说与天地知，那甘自心血，还有寂寞乎？
      独自作文，有一人看过也就是，说好说不好或不说，文章已不再孤单。纵然无一人看，那文字毕竟是自己的，如生儿养女，且让他们去，一经社会，那寂寞终究会活，一字一句一文章，亦如一小面镜子，对着一大面镜子，小镜子里就有了无数面的自己的反映，虚无得不再寂寞。
      人世六十多年，曾经的，继续的，俯瞰或是仰望，都不及在市场经济以来,舞台政治有过的与生命阶梯爬着的比较，寂寞不寂寞终是寂寞，甘寂寞苦寂寞都是性情。
      这是我性情的本质，与那人说的“不甘寂寞”相去遥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