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挑选机翼后两排、靠窗的座位。

不为别的，就为了能看得清机翼末端的那一盏灯。

飞机太宽了，我极少有机会能在同一个座位上，同时看得到两盏。

每次乘机，都这么要看，喜欢看，以至无数次地这么看着。

家人不解：“永远那么重复地闪，没有一点变化，老那么看，不感觉枯燥吗？”

我不枯燥，是因为这边这个它，或者那边那个它，知道有人在关注它自己，那它们就不再是机械的单一闪烁，而会在使命之外，因为意外获得别人的赞赏而愉悦。

“这是文学的形象思维。”

我承认我将之拟人化了。

事实当然是，我对飞机什么也不懂，仅仅只是喜欢观察。

在机场候机大厅里，观察停机坪上这些庞然大物，竟然可以一架架一次次地被无形的空气流托起，也可以被震动到忐忑，甚至彻底颠覆——如舟与水。

在机舱座位上，是不可能看得见尾翼灯的。

我是因为前十几年前的某一趟飞行，发现机翼末端的灯在白昼时不做关闭，一直在闪，直到穿越大西洋，乘客已经下机了，它和它的闪还未熄灭。从此，我便有了“看”的无事生非。

它和它，真正是并行不悖的。

如果不是它和它并行不悖，而是像“参”、“商”二星，一东一西，一先一后，那都要比现在的好。

“参”、“商”二星，据《左传· 昭公元年》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沉’。居於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主辰， 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沉於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

古天象所谓的商，星居于东方卯位，现世在现今人们计时的黎明到清早之五至七点，而参星则居于西方酉位，现世在黄昏到傍晚之五到七点，一出一没，一没一出，永不相见。

肃宗乾元元年，被贬为司功参军的杜甫，某日在华州忽遇一少年知交，三循酒过，几番忆罢，这老情种大概不好意思对方付账埋单，便故伎，作五古《赠卫八处士》。

但无论如何，老杜的诗就是写的好！

一开头形象确凿到无与伦比：“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紧接着一转：“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大唐梦竟然如此实现了。

为什么说是“大唐梦”呢？因为两人毕竟还是见面了的。

参、商岂有此会！

所以，我说老杜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以诗还情呢！

可惜，这“卫八处士”，不知是对诗没像我对机翼末端灯盏这样有兴趣呢，还是仍在计较荷包里掏出去的银两少了多少，总之，他没把老杜的所赠的纸墨字迹保存下来，要不，呵呵！现在他的子孙就发啦……TNN的，“卫八处士”连自己是谁，都不说予人知——真是个不为名，不图利的人啦！

当然，这都拿的死人来揶揄，不关现政，也就无妨有害稳定。

空客稳定地在大西洋上空飞行，乘客甚至感觉不到它有没有在飞。

继续说机翼末端的两盏灯。

同一机身，以空客展开的两翼，相隔最大距离不到80米，然而两盏灯永远是互为不得相见的。

就其使命来说，无疑是一种告示，让别的空中飞行器识别其存在，以防误撞。

然而，它和它单一的重复、毫无的变换、不得的歇息，让我想到现当代生产流水线上的人体，还有代之以人的机械手，亦皆如是。

假如这两盏灯，不是被安到机翼的两端，而是被派作别的用处，它们的境遇和机缘应当会有根本的不同。

犹如同一树的同一木，制成两粪桶，尚可彼此得见；制成两水桶，常常能并拢；制成酒桶，则有重叠，而机翼末端的两盏灯，却皆不如是。

我相信，随着我的思绪，两盏灯宁愿现在这样：如星在天，成双的独行。

2014-11-22   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