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份的事，通常有两种提法：“总得给个名份吧”和“总得有个名份吧”。

    一字之差，细细品来感觉多少有着语者的角色、口气的可能不同。至于有什么，怎么样的不同法，为什么会这样说或者为什么不那样说，就非得先究竟了“名”，再明白了“份”、“分”的有别及其关系，才能掀头揭底地看清了“名份”、“名分”的头脚，没三四个钟恐怕火烧半天锅里还不冒白气呢！

    所以，写两三千字来，算提个线头吧——

    什么是“名”呢，跟“份”字在一起时，“名”就是人的“身份”。

    什么是“份”呢，跟“名”字在一起时，“份”就是这个人以其“身份”本应和该当作为的职、责——角色、职务、责任、义务；从而获得相对应的权力——占有权、行使权、支配权、话语权；所有的权力，都关系到其人欲望和欲望达到的利，也就是“权利”。

    常言道的“名不正，言不顺”，往后推便是“言不顺，事不端”、“事不端，行不成”，是个始末终究。

    什么是“分”呢，跟“名”字在一起时，“分”就是这个人以其“名份”，可以分得“份额”的额度。

    男人天性的强悍、勇猛、奋力、拼搏、征战，使得天下之王者其“名”可以自封，而女人天生的性别特征永远都只能“被”比之高大、威猛、强势的男人赋予其职，交予其责，给个名份，才有其可以得和可能得的名份。

    千万别以为现今的社会早已实现了男女平等，但是，从任何级别的代表人数的性别比例看统计数据，到花花绿绿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归根结蒂，到床上的性交，不可计数的表象似乎女人更能操纵男人，让男人示爱，归根结蒂却还是男根与阴蒂的万事宗一，还是男性操作了女性。

    因此，女人对于“名份”的切身利益，远比男人重视的多，甚至绝大部分的女人极的看重。

    东莞电视台有个节目“家园故事”，差不多全是一个个丈夫外遇，一个个妻子四处跟踪，又无一不是以与一个个“小三”对质，来完善记者们乐见三败俱伤的结局。

    江西卫视有个节目“金牌调解”，其中一个个的家庭一对对的夫妻绝大部分都因为“感情”纠葛闹分离，后来差不多都经过一场场“调解”，“和好”了。

    看里面的真人真事，听里面的真话真语，最通俗的、最常常的，是女人的三句“我是你的什么人啊？”“她是你的什么人啊！”“你把我当什么人看啊！”

    女人的这三句，其实同出一辙：名份。

    在为妻的女人心目中，丈夫“分”给小三的一切，都是小三“骗取”去的，而这一切本是属于自己“我才是他老婆”这一名份的。

    古今汉人有太多这方面的真事，话本小说、戏曲剧艺，尽人皆知的“杜十娘”是因为妓女的身份得不到明媒正娶，《红楼梦》更何止三五六七！

    “妓女”乃职业，雅称“青楼女子”、“烟花里人”、“风花雪月”，粗俗“婊子”。

    要论身价，老鸨说了算，以“名”为“分”“份”的，得看红不红，红不红到发紫，若红得不得了咯，做“妈妈”的老鸨也得与当“女儿”的女性协商理论，甚至不得已让个三二分的。

    论理说，有教养，教育极高的雅娴淑女，必是不肯言语这些的，更不至于粗口“婊子”。免得玷污了自己樱桃红的嘴儿。但，凡事又都不可绝对，譬如，孙中山的前夫人宋庆龄就这样骂过江青，而且亲笔以英文写在给美国人理查德·杨的信中：“......我的所有西式衣服都给我表弟的几个女儿了。在那个婊子江青炮制的‘文化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卫兵从家里赶出来，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这时间，距离江青所在的“四人帮”被抓起来已一年八个月之后，1978年6月5日。

    这个时候，据现有的资料可见：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已经与她的生活秘书、年龄辈可为其子的男人结为合法夫妻。也就是她不再要“孙夫人”的名份，而是另人的“夫人”。

    据述，六十年代初，宋就对这个自有婚姻家庭的男人产生感情。

    因为宋不同意同居，生活秘书离了婚，她申请结婚。

    对于女人来说，生活是最重要的。

    能让女性最深刻感受“生”和“活”的男性，除了生活，还是生、活。

    “生活秘书”是个具有中国现政官僚私生活冠冕堂皇腐败的“名份”。

    后来，还因人而异在官府设立“机要秘书”。

    他们的婚姻最终获得恩准。

    1981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逝世。她遗嘱“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

    她葬到父母遗骨旁边。

    本应本当可以法定“名份”之“名”，“分”得亡妻遗产的丈夫，只能拿走自己的个人物品，当即被离北京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

    1982年，我在北京学习期间，去过那地方参观，挂牌已是“宋庆龄同志故居”。那是一座曾经先后作为康熙年间大学士明珠的府邸花园、嘉庆年间成亲王永瑆的王府花园、光绪父亲醇亲王奕譞的府邸花园、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王府花园。

    可惜乎？这些名堂与不再是“某人”的遗孀和现在是“某夫人的丈夫”又有什么关系呢！

    由此，我笑看天下之何独女人，不也有不计其数的男性在女性面前的“名份”和“名分”被玩弄的么！

    此一例典型。

    在我“熟悉”的现当代名女人里，江青的“名份”和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登峰造极的“名分”，过来人没有不清楚的。我可以省略赘文。

    但怎么省，都得提一下：张玉凤。

    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到毛泽东的贴身，“总得给个名份吧”，事物局的总管为毛泽东着想。

    “总得有个名份吧”，女人在尚未把握得住根本时是问询，带有哀怜的乞求，紧紧操控了根据之后，就变成向主子索取。

    于是乎，一个极具把玩的“名份”产生了——“机要秘书”。

    确实，对于男性，还有什么比男根更机要的？

    真理：女人能把握得住男根，就操作了男人。

    江青没把握好。

    她无法像毛泽东发脾气骂张玉凤“滚”的时候，张玉凤敢于顶嘴：“再叫我回来就是狗！”江青只能在被审判席上感叹：“我不过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狗”，也不失是一种“名份”——似乎有时候比被别人骂作“婊子”更高上。

    “四人帮”被打倒之时，关于江青之恶，最广泛津津乐道的是关于她与“面首”的流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半夜来电话”，原本只是半夜开会研究问题的，却扯到“招男妓”去了——而三十多年来，所有的“当年”与江青“共事”的人，在陈述亲历事件真相时，无一此言此语。

    我这里把宋庆龄和江青放在一起，来话说“名份”，似乎不当。然而，我自有道理。

    道理在于:

    第一，国人对名份的文字在意多在喜柬、丧帖。《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可见证之，其中江青、宋庆龄名列首要，而张姓一排无张玉凤。当然，最是的还在于她并没有合法合理的名份。

    第二，江青、宋庆龄皆有“国”子号人妻的“名份”，所不同的只是宋庆龄守了个死人的活寡，江青守的是活人的死寡；最大的差异则在于，宋庆龄为了正当的法定的名份，自己脱去了虚伪的外衣，做了个名副其实的人妻。

    第三，江青固然一其政治手腕、权术伎俩不共戴天的、十恶不赦的一面，但她对丈夫毛泽东的“忠”、“义”，又高洁于宋庆龄。江青一生婚姻的各个丈夫，全都是中国共产党要员，她与男人的婚姻全都合于当时法定，而最后一任丈夫是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反而迄今不为人知登记的历史档案何处之有。无论的无论如何，都说明她热衷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不属青楼，没顾烟花，也当然实际上，她为了名存实亡的名份，为了顾全大局，至死不渝当了一条“毛主席的狗”，最最重要的一点，她是四亿五千万成年人里唯一没有背叛毛泽东的女人，即使临死也为自己正了个名份——“毛主席的学生”：“毛主席，您的学生来了！”这一品格，应该让三千一百万“誓死捍卫毛主席”中共党员羞愧不如一个“杜十娘”！

    就“名份”而言，还有第三个现当代女人比宋庆龄、江青更典范的吗？

                          2014-09-20

     【本篇有关】

     1976年，全国总人口九亿，约50%是成年人，相当于四亿五千万人。

     1976年，中共党员人数三千一百万。

     以上数据及本篇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