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2009年2月在网上见到一篇文章，关于江青墓的，颇有感叹，像江青那样十恶不赦的罪人，最终还是获得了死人的应有。不几日便写了《江青自缢和死有葬地之我见》，其中，有复述，也有慨叹：
      江青死亡的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五月十八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从那时起到2002年3月下葬在北京西山的福田公墓，这个骨灰盒由李讷一直存放在家中，长达十一年九个月。
      我很感叹立碑的后人用心的善良，为墓主恢复其原来姓名“李云鹤”，让死者生平最清纯的早年归本返来，就不是在悼念其后来的恶行了。
      我很赞赏立碑的人冠“李云鹤”以“先母”，让我体会到李纳解释为什么不好按江青狱中遗嘱想死后葬回山东老家诸城时所说“现在恨妈妈的人还很多，放在那里，我又不能去守墓，如果被砸，我岂不更不孝了吗？”的“妈妈”和“孝”之深刻显示。
      当然，我也不得不同情落款“女儿、女婿、外孙敬立”没有署名的种种无奈。想必立碑的人首先还是为了这台墓能够得到完好的保存，给亡灵以安息而不得已的。
      见到这则披露的报道，我的心情很复杂，感人道的、叹世道的、恨邪道的、悲正道的，天翻地覆慨而慷乎？

    

 

 

      最近，我莫名其妙地又想到这事份子上来。觉得李纳特不容易，李纳的丈夫王景清更是难得，而他们的儿子王孝芝也真懂情理。所以，抽个空档，花点时间，写写我的新感。

      李纳处理自己母亲后事时的再多难处，情不言表，意不颜面，知耻知恩，蒙羞忍辱，几多纠葛，终以义礼妥善。
      若是我，不以为难。
      并非我是局外人，坐着说话不腰疼，而是我之个性、意志和行为的一贯，必亦如此。

      然而，李纳有她忒不容易的一点，就是她的第一次的婚姻家庭，好好的偏被她的母亲给拆散了。女儿是在此前已经原谅了母亲呢，还是后来女儿觉得逝者已往，旧事已了？

      或许，李纳“没有分得父亲遗产的一分钱”之同时，却接手了母亲的两万多本藏书，以至无多家具陈设的家室里，有了一排书橱？
      我推想，即使没有这些书籍，李纳同样会这样安置她的母亲。因为我能感觉到她的来自母亲骨髓的秉性。

      书橱里，有儿时的李讷和父母亲在延安时的老照片。

      如果说，作为亲生的唯一的女儿，李钠有这样的责任和道义，去接受母亲的一切的话，那么作为李钠丈夫的王景清，他是怎么想的？没有这方面的采访报道。
      但是，就“先母李云鹤之墓”碑文的落款，“女婿”与“女儿”的并列来推断，王景清必是首肯了的。甚至我可以想象，李讷到医院签署江青死亡通知书时，有他陪同一道前去的，甚至他是唯一的陪同者。
      李讷把骨灰盒存放在家中，是完全得到了王景清同意的，赞成的，甚至说不定还是他提议的。
      我中年时，曾经真见过一个父母双亡的年青人。听说他的祖父是反革命，解放初被镇压枪毙了的。那青年就将爷爷的骨灰罐，摆在小小房间的单开门衣柜的顶上。我去他家时，让我为之感动的不是物象，而是存在于日日夜夜的阴阳两界亲情。
      生者李纳，与亡灵江青，一处十一年九个月的日夜，王景清不也一同存在吗？

      仅仅是体谅妻子的心情？难道他就没有考虑到因此而必须承受的来自的社会重大压力？
      我想，除了人之常情，王景清还有大义载道。是不是从他与李纳结婚的那时开始，他就心甘情愿同时接受了他岳母的傲慢与谦和、无理与情份、暴戾和文雅？
      王景清，陕西榆林人，1929年生。1940年李纳出生的那年，十一岁的他已经参加了八路军， 
      正是这位曾经担任过毛主席卫士的人，更近距离地见过主席、江青。
      他私下会不会认为，主席不也常有异质？主席的弃而不离，居而分之，自由女色，难道不应对其夫人江青的心理扭曲和变态的加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景清接受江青的善后诸事，我能感觉到他的知情达理。
      扪心自问，如果是我，会这样吗？ 
      斩钉截铁地回答：“一定是这样的。”

      再就说到王孝芝，王景清和李纳婚后生育的儿子。按别人所写的今年39岁推算，他应当是1972年生的。外祖父毛泽东逝世那年，他4岁，那无比哀痛的场面和巨大的追悼仪式，他势必印象深刻。外祖母江青自尽时，他19岁，心灵的颤抖及至30岁时送之入土，一定能记忆一辈子。
      那块墓碑落的“外孙”一款，一定是他毫无犹豫的意愿。